当下的文学，在市场经济的催生下是愈显多样和繁荣了。都市文学绿肥红瘦，通俗文学、女性叙事、青春写作等琳琅满目。具有深厚传统的“农村题材文学”或者称“乡村文学”，依然是多元文学格局中的一方重镇，有众多的实力派作家不懈耕耘，有影响的作品不断涌现。但当我们走出城市，来到乡村，却突然惊异地发现：当下包括乡村文学在内的硕果累累的文学创作，却原来只是在城里热闹着、炒作着，广大的农村文学市场却十分漠然。

　　我们在一些经济还很滞后、依然保留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面貌的晋北农村看到，农民的文化生活主要是电视节目和民间文艺。电视机的普及，有线电视线路也通到了村里，电视里的文艺节目和电视剧，吸引着青、中、老各个年龄层的农民，他们从电视中感受着外面世界和城里人的生活。农民的文学生活呢？不仅远不及五六十年代那样兴盛，同80年代也不能相比。在五六十岁的中老年农民那里，他们还偶然看看《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三侠五义》等古典小说，出版于“文革”前的《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创业史》、《三里湾》等，也还在传看。而在青年农民那里，他们喜欢的则是一些时尚生活、科技文化读物，与当前的文学却是很隔膜了。新时期文学留下的名著，当下文坛红得发紫的城市、乡村小说，我们却几乎见不到踪迹，现在流行的《收获》、《当代》、《人民文学》、《小说月报》等名牌杂志也很难看到它们的身影。

　　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看似简单，其实是个很复杂的理论问题。应该说，作家写什么、怎样写、为谁写？完全是作家的权利和自由。文学作为一种精神食粮，属于全社会各个层面的读者，谁都有权利去分享。譬如乡村文学吧，它写的是农村和农民，自然应该面向农民读者，但城里人、知识分子、各级干部等都可以阅读。事实上，从“五四”至当代的根深叶茂的乡村文学，已成为全民族的精神文化财富，各个层面的读者通过它认识了农村和农民，提升了自己的思想和审美境界，在客观上促进了农村以及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鲁迅、茅盾、沈从文写农村和农民的小说，本来也不是写给普通农民读者看的，大约也永远普及不到底层农村去，但它们同样是有很高价值、影响深远的乡村文学。而赵树理、柳青、高晓声那些土色土香的小说，不仅赢得了农民读者的喜爱，雅俗共赏的品格也给其他读者群以丰富的思想启迪和独特的审美陶冶，这同样是一种难能可贵、值得倡导的乡村文学。乡村文学应该是多元化的，我们不仅需要鲁迅，同样需要赵树理。但是当下的文学，它的表现疆域在缩小，读者群也在萎缩，已变得越来越“嫌贫爱富”，缠绵在城市，紧紧地盯着上层和成功人士，成为“悬浮”在城市里的圈子文学。即便是乡村小说，写的是农村和农民，但思想、情感、愿望大都与农民“风马牛不相及”。整个文学与农村的现实、农民的心理发生了错位和脱节，一个人数达几亿的读者群体不再理睬文学，文学与乡村之间的“坚冰”冻结得越来越深厚，这样的文学是不是出了问题？是不是值得我们警醒和审视呢？

　　9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进入一个多元化发展时期。客观地讲，10多年来的乡村文学，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主题思想，抑或叙事方式等方面，都比过去更加开阔、丰富、成熟了。然而这样的作品却难以走进乡村，难以被农民读者所接受。大家普遍的印象是：现在乡村文学历史叙事多了，而现实叙事少了；揭露的、批判的作品较多，而正面的、讴歌的作品较少；作家在表现形式上不断试验和翻新，而在内容和思想上却鲜有新的发现和开掘；凭印象编造的东西呈泛滥之势，而体验深切精心提炼的东西却日渐稀少……这些感受自然是对的，但我以为更深层的原因是，我们的一些作家已变为深陷城市的“观察者”甚至“旁观者”，在思想、感情、心理上疏离了农村和农民，导致了整个思想观念上的模糊、狭隘乃至偏差。他们在写作中更多考虑的是怎样表现自己的感受、体验、趣味等个人的东西，而很少想到农民读者的接受心理和习惯。他们在继承“五四”文学中却把路子越走越狭窄，另一面又淡忘和丢弃了“大众化文学”的精髓。当下乡村文学的“缺失”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一是缺乏对农民主体地位的充分认识，在近30年的农村改革历史中，数亿农民始终是变革的动力和主体，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由于他们在社会利益的分配中处于弱势状态，使我们轻视了他们的社会和历史地位，因此表现在作品中就使这一庞大的群体渐渐萎缩和虚化了。二是缺乏对农村改革历史的整体把握，从土地承包责任制到乡镇企业，从农村“海选”到农民工进城……构成了农村壮阔而艰难的历史长卷。但由于我们的作家没有深入跟踪农村的变革步履，把握不住时代的脉动，因此在作品中只能表现历史的片段、表象之类。三是缺乏对各式各样新的农民形象的发现和塑造，从传统的小生产者到进入市场大潮的新的、现代的农民，他们从灵魂到外表经历了多么痛苦、曲折的蜕变。但我们的乡村小说中还是那些似曾相识的旧式农民，新的农民形象寥若晨星。四是缺乏对文学本土化、民族化风格的自觉探索，赵树理等一代作家为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风格进行了艰苦的实践，今天我们自然不能停留在他们的基点上，但怎样满足农民读者的审美心理，创造一种具有现代特色的民族风格和形式，还没有成为更多作家的有意识追求。乡村文学因了这些深层的、内在的“缺失”和“危机”，便从整体上与农民读者脱了节，使它与农民的距离越走越远。

　　我们的文学，要打破与农民之间的“坚冰”，成为“新农村建设”中文化重建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成为广大农民精神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作家的角度讲，重点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作家的立场转换问题，这是一个老生常谈、让人腻烦的话题，但又是客观存在、无法回避的问题。作家不放下架子，以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姿态深入农村变革，不走进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心理中去，你就很难描绘出急剧变动、错综复杂的现实农村，你就很难表现出与农民产生共鸣的思想、心理和情感来，你的作品就绝不可能得到农民读者的认可与欢迎。二是创新文学的民族风格问题。为什么农民读者不喜欢今天的新文学，自然跟作品的内容、思想有关，但更与文学逐渐流失了民族风格和民众语言有关。中国农民在阅读趣味上有超稳定、代代相传的一套系统，包括故事讲述、结构安排、人物刻画、语言运用等等，同时在新的时代和语境下又有新的变化。如何从古典文学、民间文艺中吸取营养，从现代文学和西方文学中借鉴新机，从而形成吻合广大读者审美趣味的民族风格和民族形式，实在是需要众多作家探索和实践的重要文学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