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首次战略经济对话，今天开始在北京举行了。外界普遍注意到，这是中美现有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对话，也是迄今规格最高的中美经济主管官员交流活动，双方能否通过对话加强经贸合作，显然为全球所瞩目。

　　短短两天对话，涉及经贸诸多领域，我们期望双方能达成更多共识。而中美作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国家，尤其需要有长远眼光，充分考虑两国民生和持续发展，做出兼顾各方利益的战略选择，尤其是不要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演变成美国对华“大棒政策”新的试验场。

　　从目前披露的情况看，美方的关注重点比较明确，但也相当敏感。保尔森来华前提出，他和同事将与中方讨论三方面问题：避免出现巨大贸易不平衡；继续在贸易、投资领域开放市场；提高能源安全和改善环境。在中美经贸关系中，这些并不是什么新话题，但如果放在双方首次战略经济对话中进行重点探讨，其意义和影响就很不一样。

　　中美贸易平衡问题争论多年，看似是中国进口增长远低于出口增长所致，实则为中美两国互补性经济结构的必然结果。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就是人民币是否应大幅升值。以出口驱动经济增长，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一个核心发展模式，在没有替代性产业崛起的情况下，出口放缓可能造成的中国企业生存和就业压力之大，并不难想象。

　　至于人民币是否继续大幅升值，在中国实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后，主要的决定权已移交给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作为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显然应当避免给外汇市场不必要的施压干扰。更何况，人民币过快地大幅升值，直接影响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价格和数量，对两国公众的现实生活和财富积累都会带来实质性影响，造成“双输”的结果。

　　因此，美方虽然万分希望平衡其对华贸易逆差，但在美国制造业大量向海外转移的情况下，不断加大中国商品进口，恐怕是难以改变的趋势。唯一可能减少对华贸易逆差的方式，则是美国主动放宽高新技术和产品的对华出口限制，这样才能两得其利。对此，美国显然还需要调整防范中国崛起的落后思维，真正站在美国长远利益上进行战略调整。

　　中国市场的全面开放，在今年结束加入WTO后5年过渡期的情况下，事实上已不需要中美双方再过多讨论。从最敏感的金融业，到与多数公众有关的基础建设和公用服务业，中国的开放步伐有目共睹。作为一个经济持续发展的发展中大国，无论从经济安全角度，还是为市场公平考虑，中国接下来最需要做的，其实是更一视同仁地对内对外开放贸易和投资等领域。在这方面，美方当然会有更多机会，但这机会不应当专属于美方，而必须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进行最优配置。

　　提高能源安全和改善环境，倒是中美目前都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双方应当可以达成许多共识。当前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中国事实上承担着许多超越自身需要的能源和环境负担。而中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从思路和举措上，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改善环境保护。而作为世界头号能源消费大国，美国对全球环境的破坏首当其冲，而且至今拒不加入京都议定书。因此，无论是在能源还是在环境问题上，美国其实没有资格对中国说三道四，而表现出足够的理性和现实姿态。

　　作为财政部长，保尔森的工作重点无疑要保持美国经济实力和长期竞争力，但从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现实出发，恐怕美方必须进一步学习基于平等互利，尊重中国的发展，找到符合两国利益的经贸合作模式，从而既确保美国未来繁荣，更有益于两国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