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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在某论坛上，5位法学家发表公开信，请求司法部门为涉嫌杀害11人的邱兴华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昨日本报记者对5位法学专家中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做了专访。
受害人数多
邱兴华案引起广泛关注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提出公开信的初衷是什么？
贺卫方（以下简称贺）：邱兴华这样的典型案件，因为涉及的受害人数多，引起一些著名的法医学家、司法鉴定专家的关注，同时又被媒体广泛报道。 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可能会成为重要的案例，能够对今后的制度发展产生影响。我们希望这个案件能够成为相关制度发展合理化的推动力量。
记：您觉得对邱兴华做这个鉴定本身是有意义的，是吗？
贺：从相关报道来看，邱兴华确实有一些让人很难理解的行为。现在进入到审判程序，律师及被告家属都提出了要进行精神鉴定。应该说司法鉴定从本身讲，并不是说要宣告他无罪的，而只是要判断一下他作案时，到底是不是在一种完全失常的状态之中。精神鉴定并非是对邱兴华的同情，实际上被他杀害的那些无辜者，是非常值得同情的。
但是如果只看结果，不看他的精神状态，就判他死刑的话，司法采取了这种标准，就意味着这种做法可以延续到其他的人，其他的人也有可能在类似的情况下被判刑。
记：但他本人到现在仍坚持认为自己没有精神病。
贺：我们常常看到，喝醉的人都否认自己喝醉了，没有醉的人则一直强调喝多了。一个精神病患者最初被送进精神病院的时候，绝大部分都会反抗，他认为自己完全是一个正常人，相反外面的正常人被他看成是一个精神病人。
记：司法鉴定更多来说是一种控辩双方的权利呢，还是一种法庭的权力？
贺：在我国，司法鉴定的启动权，都是握在国家公共机关手里的，也就是法院或检察院。但是当事人提出来后，法院或检察院是应该接受这种要求的。
法院经常会遇到这种涉及到专业判断的问题，而因为法官的知识训练，职业训练完全不是从这个角度去训练的，他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也不是一个医学家。
记：但那么多受害人的心理可能是难以接受的，中国毕竟还处在一个传统的“杀人偿命”的报应观念当中。
贺：但今天这个社会是一个更加文明的社会，并不是一个传统的倡导简单报应、报复的社会。文明应当成为这个社会的旋律。这个社会应该是讲道理，而不是越来越变得充满杀戮和血腥味。
发表公开信
不认为会影响司法独立
记：有一些人支持您，但是也有人认为，专家发表公开信，在这个时候会影响司法独立？
贺：我想我们影响的其实是司法专制，司法要尊重事实，我们呼吁的只是对他进行鉴定，这种过程我不觉得会影响到司法独立。
记：怎样通过这个案件，理解媒体和司法的关系？
贺：我想这样的案件，当然容易失衡，媒体反而会站在受害人的立场，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以平民愤。而这一切，都会对案件审理带来压力。在这样的重压之下，所谓的专家意见，反而是一种比较弱势的声音，这种声音如果能够发生某种影响，得到某种回应的话，那应该说，也会有一种平衡。所以，谈到媒体和司法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往往在这样的特定的牵动人心情感的案件当中，专业的意见其实是被排斥的。
另外，我想司法人员应当有一种对国家法制发展的责任感，好的司法制度可以对所谓的民意民情说不，因为他有独立自主的职业判断。我想在这样一种压力之下，目前这样的一个案件，也构成了对我们的司法机关的责任心的考验，是满足一种民情的要求，简单地判决这样的案子，还是能够在这种民俗中，为了法制发展一个长远角度，抵住压力，做出判决呢？
记：在这样的压力下，法官应该怎样履行自己的信仰？在这个案子里法官应该怎样做？
贺：虽然我不是该案法官，但我相信在这样一个案件中，法官所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没有哪个国家的法官不承受压力，只是我们国家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制度上的保障太匮乏，无法使法官摆脱其他的一些司法之外的干预因素，能够严格地依照法律判决而不会受到追究。
我们常常要求法官依照三不怕精神（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离婚）来判案，来追求司法公正，这种制度是一种非常不好的做法。我想制度的演变是一种渐进过程，可以通过点滴的努力去追求，如果大家面对一种不太好的现状，选择退让，不去按照正义的要求去做的话，会怎么样呢？
另外，我想制度与公众应有一种互动的关系。公正的司法逐渐获得人们的信赖，人们的信赖同时获得一种有助于维护司法公正的舆论气候，让其走上良性的轨道，如果大家都退缩，这就麻烦了。
记：那么您有没有预测，法院会不会接受这样的要求？
贺：没有。我不知道，但我没有特别乐观。本报记者 江雪 张波
是否该对邱兴华做精神病的鉴定正成为一个公众话题，陕西省高院有关人士如是说———是否做鉴定都会阐明理由
今年11月底，《南方周末》的报道，引用了著名的精神病专家刘锡伟的意见，提出邱兴华是否是精神病人这一问题。
刘锡伟认为：“从邱犯罪的特点和表现出的症状分析，他就是典型的精神病人杀人案例。完全按照我发明的精神病人杀人时表现出的‘返祖兽性化症状群’理论在演绎。”
刘的“返祖兽性化症状群”理论的一个特点就是：残酷杀人、剩余杀人、滥杀无辜。这与邱在铁瓦殿连杀10人，后逃跑在湖北致1人死亡非常吻合。这一理论的另一特点是非血统妄想、妒忌妄想、被害妄想，这些特点同样体现在邱兴华身上，案发前他怀疑老婆有外遇、老婆与道长偷情、女儿不是他亲生的等。
综合邱的精神病家族史及其精神异常表现，刘锡伟肯定了邱兴华有严重的精神疾病。
公诉人认为
邱兴华无精神问题
11月，邱兴华的妻子请求法院能给邱兴华做“司法精神病鉴定”。12月8日，二审庭审中，公诉人认为:邱兴华回答问题思维清晰，不存在精神问题，不应该进行精神鉴定。
“说邱兴华是精神病，那不是为这个杀人恶魔开脱吗？”这是西安市民李青的第一反应。“如果鉴定他精神有问题，对邱兴华公平了，那对于那些受害者公平吗？”相当多的读者这样认为。“如果不是邱兴华，谁该为10条人命负责？”
法学家公开信
被指“方式欠妥”
“作为法律人，我们与检察官、法官一样，只具有法律专业知识，而无精神病方面的专业知识。对于邱兴华是否有精神病，我们无法判断。我们同时认为，对于这一问题，检察官、法官也无判断能力，必须交由精神病专家来判断。”
12月12日，北大法学教授、著名法学家贺卫方等5位法学专家，通过网络发表公开信，希望有关方面对邱兴华是否有精神病做出鉴定。而在同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等专家则认为，这种发表公开信的方式欠妥。认为“使用公开信实际上就是利用社会舆论给法庭施加压力，借助媒体的力量来影响司法，这与倡导的‘司法独立’是不相符的”。
对此，五位专家之一的何兵教授则发表反驳意见：“学者当然可以对正在审理的案件公开评论，司法独立并不是说人民不可以发表意见。公开审判最大的意义就是让社会监督，万一审判出现什么错误及时纠正。”
做了鉴定
是否就意味着公平
“给邱兴华做不做司法精神病鉴定，不是我们合议庭能做的，这个要上审委会研究。”昨日，陕西省高院有关人士如是说，“是否做鉴定，届时我们都会阐明理由。”
“确实给法院已经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省内一位了解情况的法学专家如是说，“其实，是否给邱兴华做精神病鉴定，可能不是那么简单。就实际情况来说，我国目前的精神病学的成熟程度，能达到真正的客观公正吗？对目前的状况来说，一个鉴定，不同的地方有可能给出不同的结论，不同的人也可做出不同的结论。在这样的情况下，鉴定是否就一定体现了公平？”
专家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法院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做这样的鉴定，但并不是一个法定的必经程序。如果法庭不做鉴定，也并没有错。
读者期望
法院真正依法办事
在“是否为邱兴华做鉴定，谁说了算”的一片争议声中，折射出了一种微妙的司法与媒体、民意的关系。
“做了就是法制的进步吗？”资深媒体人杨先生对此非常怀疑，“无论做还是不做鉴定，我期望法院真正依法办事，相信老百姓是不会有意见的。”
评论家毕先生则认为：“民意的关切与监督，会令法官产生适当的压力，但民众讨论未必就等同于干扰司法。中国的法律与法官必须学会抵御、引导、应对这些讨论。既然这个案件引起了举国的关注，回避矛盾只会更被动，那么不管怎么判，似乎都应该有个‘判决解释’，来说服民众，平抑舆论———哪怕从为了普法的角度出发。
“邱兴华的案子让很多人想到了刺杀里根总统的约翰·辛克利案。虽然鉴定之下，法庭最终以辛克利心智丧失的理由而判他无罪。但辛克利案件后，却有很多反思，美国许多州陆续通过了‘心神丧失但有罪’的法律。这个案例验证了一句西方法律谚语———正义应当实现，并且应当以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是我国的一个法律原则。但在现实生活中，依法，而不是依其他的东西，如民情、民意等，要做到依法办事四个字可并不那么简单。“但无论如何，这种理想的状态是这个社会应该追求的。希望这个案件中，法官真正能只为法律负责。”杨先生说。
本报记者 江雪 (责任编辑：王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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