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13日下午率美国高级官员代表团抵达北京,参加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的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就在中美对话前夕,中美企业昨日签下了四份协议,为今天的对话作了良好铺垫。其中,包括通用航空公司与上海航空公司签署的5.5亿美元综合协议。 全球最大的家装用品零售商“家得宝”收购家世界家居建材超市有限公司,并计划在中国6个主要城市各建立12家门店。Oshkosh卡车公司与徐州机场签署一项卡车购买协议。美国Verisign公司和MII公司将和中国信息产业部、中国网通共同宣布建立一个新的国际互联网网域名管理服务器。
就在今日举行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前夕,上海证券报记者就能源、贸易、知识产权、公共卫生等热点问题,采访了相关权威人士和专家。
能源——中国可以承诺不滥用石油储备
定于16日在北京召开的五国能源部长峰会,将是中、日、印、韩四大亚洲国家与美国的首次正式能源对话。而今天起,美国能源部长博德曼已随美国高级代表团提前来到中国。博德曼在临行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布什政府希望和中国就确定中国石油储备的释出原则而共同努力,中国不要随意用石油储备,用以作为调节价格的杠杆。
对此,国家能源办公室专家组成员在接受《上海证券报》专访时指出,中国完全可以在不影响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接受该建议,从而在协商稳定国际油价等问题上取得进展。
中方将恪守“中断”概念
我国的第一个石油战略储备库在今年10月宣布启用。根据计划,其它三个储备基地将在2008年前陆续投产,届时将达到1亿桶原油的储备规模。这一计划已经引起了发达国家担心中国可能动用其原油储备来操纵全球原油价格。
但是对于以上说法,我国专家表示质疑。实际上,2005年和2004年,美国分别动用了6000万桶和170万桶战略储备,有效地打压了国际油价。
同时,专家指出: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当然可以向美国承诺不滥用储备。他强调,我们将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条例进行运作。
根据IEA的要求,当某个国家的供应量减少达到去年进口量的8%,即被视为供应中断,从而可以动用储备。由于我国原油的对外依存度尚且不足50%,供应量减少占进口量的8%,约等于占总量的4%。
“走出去”采购方式可探讨
博德曼来访的第二大议题事关中国公司的采购方式。近年来,为了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我国三大石油公司频繁出击,在中东、非洲、俄罗斯等重要产油国大笔投资,获得资源,也就是俗称的“份额油”。
对此,博德曼表示,中国公司的做法难见成效,“从国际油市上直接购买在经济上更为划算。”
专家认为,从经济角度来说,直接购买当然更划算。相对于把中东原油运往中国,新加坡期货交易所到中国的交通更为便利,仅这一项目成本就可以为我国节省开支;何况,国际油市都是隐身交易,也为中国节省了一笔外交开支。
专家同时指出,虽然“份额油”的采购方式或可商榷,但是中国公司“走出去”的进程不能中止。因为它不但是提高我国公司的竞争力的根本途径,还是保障我国能源的供应安全的筹码之一。
“四加一”将构建第二IEA
博德曼访华的重头戏是五国能源部长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证实,如何共同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和国际能源安全,将是本次五国能源部长们会面的重要议题。
在此前印度新德里的“石油峰会”上,亚洲四国已表示了共同博弈中东石油力量的决心。而美国能源部长博德曼访华前也表示:“我希望能够形成合作而非竞争的关系。”
历史证明,作为原有的石油消费国同盟,IEA曾在抑制油价波动,消除石油危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欧洲经济增速放缓,几个主要的成员国对原油的需求不断降低,在和欧佩克的博弈中,IEA越来越吃力。
据美国能源部统计,上述五国能源消费量已经占到世界能源总消费量的一半左右。
据统计,五个国家在储备上的力量也不容忽视。目前,美国的战略储备已经超过120天,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日本、韩国处于90天-120天区间;印度和中国刚刚起步,但是潜力巨大。如果以上国家联合30天不采购,欧佩克的一些成员则难以承受,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经济过于依赖出口。(本报记者李雁争)
开放市场——中国市场开放不会只针对美国
保尔森不再是高盛的CEO,而是美国财长——他要把高盛的甜头,带给整个美国。保尔森说,此行最大的目的之一是“怎样帮助中国转向更为自由和开放的市场,其中包括资本市场。”
“仅就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市场开放问题,恐怕保尔森难以达到目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隆国强说,但“中国市场的开放,更适合通过在多哈回合谈判的过程中推进,而不适合双边磋商。”
让步应在双方有利基础上
当年,保尔森执掌下的高盛在中国得益良多:高盛是第一家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B股交易许可的外资投资银行;是首批获得QFII资格的外资机构之一;现有8家中外合资券商中,高盛高华占据一席;高盛还在中国石油、平安保险、中国银行等超大型IPO中,切了蛋糕。
“作为服务贸易的四种方式之一,商业存在需要通过投资来实现,要进入中国的服务市场,必然要求开放投资市场,这是一个基本逻辑。”隆国强认为,尽管保尔森声称“市场开放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刺激就业,而强化和改革金融市场最终会使得中国具备人民币自由浮动的条件”,但从对话和谈判的角度讲,无非是“各谈各的好处罢了”。
从中国证券业的情况看,目前证券公司综合治理还在进行,已暂停审批中外合资证券公司,以求得开放的基础更牢固,开放的效果更好,这项政策显然是难以突破的;从中国资本市场的情况看,尽管资本项下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但QFII制度早已存在,QDII制度也已经开始试点,事实上已经突破了重重障碍。
隆国强认为,这次磋商建立起的实际上是“长短结合的沟通机制”。“大家摸清底牌后,不排除都做一些小的让步,实质性的让步可能会有一些,但肯定要建立在有利于双边关系长期健康发展的基础上。”
资本市场正在不断开放
其实,中国对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问题也有积极回应。此前,证监会有关人士就曾表示,除了证券承销、外资股的经纪业务以及债券经纪业务等,还在考虑下一步扩大一些合资证券公司经营业务范围,比如自营、市场管理、A股经纪业务。但显然,这种开放并非仅仅针对美国,也并非仅仅因美国的要求而做出。
当然,毕竟是“熟悉”的陌生人,保尔森在来华之前,除了高调披露议题之外,也没忘记基于他对中国的了解给自己留好后路。在行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记者问及此行是否能有足够成果回应国会以及产业界对中国的批评,保尔森反问说:“我怎么知道?”
他知道对中国表达自己观点的重要性,他相信有人会理解美国应该采取长远的观点,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中国通”。(本报记者 周翀)
贸易——美国增长最快出口市场正是中国
对于美国Bartlett制造公司的老板巴特利特来说,美国商务部12日公布的创纪录的中美贸易数据,显然又是一个“中国人为低估汇率、为出口商牟取不公平竞争优势”的确凿证据。巴特利特的公司位于美国伊利诺斯州,主要生产印刷电路板。
而在今天来华参加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眼中,最看重的并非对华贸易逆差,而是10月份美国创纪录的出口数据,尤其是对中国市场,今年迄今的出口飙升了34%,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
逆差为保尔森提供口实?
从美方公布的数据来看,10月份美中贸易逆差连续第三个月上升,升幅为6.1%,达到244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据美方统计,今年迄今为止,中美之间的贸易总额已达到2810亿美元,超过了墨西哥的2783亿美元,从而使得中国一举跃升为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保尔森或利用贸易数据对华施压”,在美国商务部公布上述数据后,《华尔街日报》在第一时间刊文作出揣测。文章称,最新公布的对华贸易数据,给即将访华的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提供了大量口实,后者可借此向北京方面施加更大压力,要求其加快市场开放步伐。
平等才是战略对话基础
面对如此“惊人”的数据,美国国内的保守主义势力当然不愿放弃趁机对布什政府施压。
彭博通讯社13日撰文指出,如果不能在会后达成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保尔森发起的与中国的战略经济对话可能发生“动摇”。文章称,由对华强硬派佩洛西领先的美国国会目前在酝酿中的对中国制裁议案有至少27件,如果保尔森不在访华后带回来一些令这部分政客满意的成果,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前景可能不容乐观。
但我国专家指出,这样的想法显然是片面和短见的。
“如果是带着压力来谈,双方显然是谈不拢的,”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外资研究部主任金伯生研究员对记者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中美首开战略经济对话,首先强调的就是平等。”
专家指出,正如保尔森一直强调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不会拘泥于顺差或是知识产权等具体的一两个问题,而是着眼两国经贸的长期健康发展。
明年双边失衡有望改善
专家指出,在中国出台了汇率改革及加大进口力度等一系列促进贸易均衡的措施后,中美贸易总的趋势应该是不断均衡,最新的数据之所以再创新高,有一定的特殊因素。
首先一个原因在于美国的节假日消费,在年末假日销售季节即将到来之际,美国零售商纷纷大量进货,中国从玩具、运动用品到电视机、电脑等各种产品的对美出口因此急剧增加。
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前不久实施的出口退税下调政策。按照规定,9月14日前已签订的出口合同,凡在今年12月14日前报关出口的涉及出口退税率调整的货物,出口企业可以选择继续按调整之前的出口退税率办理退税。
“企业可能抢在这之前加大出口,退税下调效应可能要到明年才会慢慢体现出来。”金伯生说,“明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现象应该会有所改善。”(本报记者朱周良)
汇率——人民币升值是中国问题并非中美问题
“相比于前几年,人民币升值的必要性越来越大。”昨日,世界银行经济学家HansTimmer在全球经济展望报告的发布现场说,“人民币升值时机成熟。”他的依据是美国经济已经放缓,而中国贸易盈余居高不下。虽然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有意回避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但是他们无法回避中美经济的失衡格局。从经济学角度而言,人民币升值毫无疑问是实现失衡的明智选择之一,不过需要明确的是,人民币升值其实是中国问题,而非中美问题。
“我个人认为中国汇率应当放开。”两天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向记者表示,从长远来看这是必然趋势,但是短期内决策者还有更多的考虑。“央行被迫干涉外汇市场,导致外汇储备猛涨,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世界银行亚太地区首席经济顾问纽法墨昨日表示:“我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发展势态很好,对全球经济的发展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因为现在中国不仅向世界大量出口,而且中国还从世界大量进口,中国现在是一个很大的进口市场。”
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中国所面临的内部压力可能更大。一年多来,人民币已升值超过5%,出口部门开始意识到,人民币升值并未严重削弱“中国制造”的竞争力。
现在需要等待的是,中国企业需要对汇率更为敏感,国内金融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健全,众多改革如住房、教育、医疗改革取得初步成效,国内消费迅速成长,从而减缓因为人民币陡然升值带来的冲击。
本周一,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北京表示,中国将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给予主动回应,而央行行长助理易纲的回答则更为明确,“人民币汇率是一个主权话题,中国将站在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自主决定。”(本报记者唐昆)
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保护焦点在执法环节
提到中美贸易关系、市场开放、知识产权问题一直是绕不开的敏感地带,中美政府高层对话、谈判几乎每次必提知识产权,昨天美国商务部部长古铁雷斯在京再次提醒中国,要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做更多工作。
对此,北京务实知识产权研究发展中心主任程永顺认为,中美之间的知识产权问题谈判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基本没有停顿过,此次谈判的焦点也应该在执法问题上。
程永顺说,中国用十几年的时间已经建立的基本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经过先后两次修改,目前从立法层面上看已经达到国际水平。但是美国有种观点认为,中国既然已经具有了高水平的立法,那么同样就应该具有高水平的执法。
均衡博弈(北京)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徐轶尊对此也表达一定的担忧。他说,我国虽然有了完备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但在有些方面,具体执行细则一直没有出台,这给严格执法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当然政府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有很大改善,也容易控制。”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时殷弘认为,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系,因此社会、企业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可能靠行政手段,还是要依赖于严格执法及市场规范。
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努力和进步是有目共睹的,徐轶尊认为,美国现在关注的核心是如何切实确保享受中国国内流通产品中的专利权,因为美国国内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目前已经能够充分享受专利收益,但中国将因此付出巨额的经济代价。
程永顺指出,在中国实现知识产权保护,美国不能一味批评否定,要考虑中国国情,“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观念认识水平不一致,要用发达地区不断地带动落后地区,所以不能一下满足美国人的要求。”
“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美国撤销将中美知识产权争端诉诸WTO仲裁就是一个证明。”时殷弘说,当然合作也很重要。(本报记者薛黎何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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