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同性恋：危险的艾滋桥梁

　　□本报记者 徐 彬

　　□实习生 袁 王月 黎 诚

　　从1989年接触到第一位公开的男同性恋（gay）开始，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北川就注意到这个人群的多性伴问题。但是今年的调查结果还是让他吃惊：9个城市的2000多位gay，26岁时的性伴数通常为15人，个别受访者甚至高达5000人。

　　“这么多，每天还不忙死了？”张北川曾经一度怀疑这个数字的真实性。

　　多性伴以及无保护的性行为造成艾滋病在gay中高速蔓延。被调查的2000多位gay中，艾滋病毒�烪IV　感染率明显超过2％，突破公认的1％防控临界点。更为严峻的现实是，迫于各种社会压力，这些gay中有一半已经与女性结婚或有性关系。

　　“我们的公共政策到了该调整的时候了。”11月25日，张北川在南京出席一个艾滋病研讨会时说。

　　高危行为人群

　　在艾滋病高危人群中，gay的排序不断攀升。

　　几年前，我国卫生部门设点监测的高危人群只有5类，分别是静脉吸毒者、女性性工作者、长途车司机、孕妇和性病患者。但是在2004年，gay的HIV感染率已经超过暗娼，成为仅次于静脉吸毒者的第二大艾滋病高危行为人群。

　　“Gay本来就是艾滋病的易感人群，因为插入性性交中，肛交的方式最易出血。”张北川说。与阴道的粘膜拥有多层鳞状上皮细胞不同，肛门及直肠下部仅覆有一层薄薄的柱状上皮细胞。

　　但是今年的调查显示，依然有3 ／ 5的人不使用安全套，“很多gay都觉得安全套会造成双方的不信任感和降低性快感，他们常常在第一次见面就无防护地肛交或者口交。”

　　其实艾滋病甫一露面，便给gay人群涂上了一层令人恐惧的灰色。1981年6月，它首先在美国的一群gay中被确认。在1980年代中后期，它几乎同步进入我国北京、上海和广州的gay人群。

　　研究已经证实，北京的gay人群中早期流行的HIV毒株来源于欧美。

　　北京协和医院保存的一份1989年的病历上，记录了我国第一位因性行为而感染艾滋病毒的患者资料。这是一位本土男子，当时他因梅毒前来就医。医生在临床询问时得知，他是一位双性恋，同时有多位男性伴和女性伴。

　　“在早期，gay还是相当保守的，但是现在，他们性行为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清华大学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景军说。

　　1989年－1991年，在李银河和王小波访问的49位gay中，只有极少数的人承认有过肛交，当时主要的性行为方式是抚摸、接吻和相互手淫，甚至口交的人也不多。到了1993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潘绥铭发现，gay之间已经普遍发生实质性性行为，肛交和口交的比例大大升高。

　　在很多大城市的酒吧里，越来越多的“金钱男孩（money boy）”穿梭其中，他们的目标是男性客人。2002年的一个调查显示，1026名gay中有15％曾得到来自男性的性服务。

　　景军说，gay不再满足于那种“柏拉图式”的接触了，他们的性行为越来越大胆、直接，而防护措施的不到位，直接导致了艾滋病在这个群体中爆发性增长。

　　危险的桥梁

　　在艾滋病的男男性接触传播途径中，gay并不是惟一的高危行为人群。医学界关注的这一群体还包括男双性爱、男变性欲者和有过男男性行为的异性恋者，并把他们统称为男男性接触者（MSM）。

　　其中，异性恋者之所以发生同性性行为，大多是特殊环境所致，例如军队、远洋船、监狱和大学。一个公开发表的数据是，我国监狱的重罪犯群体中，20％的人有鸡奸行为。

　　尽管2002年，景军和哈佛大学学者高芙曼（Joan Kaufman）就在《科学》杂志上呼吁中国关注MSM这一“高度被边缘化的群体”，但是随后几年的HIV干预效果显然低于实际增速。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在今年11月29日报告，北京市MSM人群2005年的HIV感染率为3．23％，虽然与既往调查相比没有明显升高，但是比2004年报告的全国MSM人群的平均感染率高2－3倍。

　　这个由CDC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牵头的研究，在北京市招募了526名MSM，发现有17人感染了HIV。

　　虽然每次调查的感染率与被检者是否经常发生高危性行为有直接关系，但是医学界的共识是，我国大城市MSM的HIV感染率已达到或明显超过2％，早已突破公认的1％防控临界点。

　　实际上，美籍韩裔科学家崔京姬（Kyung－Hee Choi）等人2003年在《柳叶刀》上发表了一个针对北京MSM人群的研究报告。当时崔京姬的研究小组抽检了北京的481位gay，发现他们的HIV感染率达到了3．1％。

　　而且，大部分超过39岁的gay都已同异性结婚。崔京姬当时警告说，gay可能成为HIV在不同性别中传播的桥梁。

　　很不幸，邵一鸣在病毒生物学上验证了这一预言。虽然17例感染者中大部分携带的是来源于欧美的HIV亚型，但是有一例却与众不同——它主要在我国异性间传播。这位感染者才28岁，从未有过异性接触史和吸毒史，却有多达150人以上的性伙伴，而且多数为无保护的性接触。

　　研究人员虽然无法锁定其传播途径上游的HIV感染状态，却可以推测其上游的传播者发生过异性高危性行为。

　　一个正常群体

　　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的MSM群体都是生活在隐秘中。

　　张北川说，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世界上所有的调查都印证了一个结果：有2％－5％的成年男性喜欢同性，它不因历史时代、社会制度、文化背景、社会阶层和经济状态的不同而明显不同。

　　据此推算，我国的gay、男双性爱和男变性欲者的数量在2000万左右。如果算上曾经有过男男性行为的异性恋者，这个群体可能达到1亿人。除此之外，还有近1000万女同性恋。

　　张北川在今年的调查中设计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喜欢同性？平均答案是16岁。这与同期开展的对200多位异性恋者的调查结果惊人地一致。

　　“这说明它是自然而然的事，就像有些人生来就是左撇子一样。”他说，“主流科学界已经没有争议，同性恋是一种先天现象，它与遗传基因、胎儿期母体内性激素水平以及幼儿期的养育环境有关。”

　　美国心理卫生学会、美国精神病学会在1970年代就发表声明，gay是一个正常的群体。世界卫生组织1992年也把“同性性取向”明确排除在疾病之外。2001年，中国精神病学会颁布第三版《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将同性恋分为自我认同型和自我不和谐型，而前者已不再被认定为精神疾病。

　　其实，在动物中也有明显的“gay”群。最近几年发现，有6％的公山羊是同性恋山羊，它们只对公山羊做出骑跨行为。

　　1993年，《科学》杂志发表了一项在美国完成的免疫组织生化学研究，表明gay的大脑性中枢里，和性行为有关的细胞切片类似于女性，而与一般的异性恋男子不同。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有很多gay表现出女性气质。而在我国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男子同样有结交同性“密友”的传统，但是他们都非常彪悍。有趣的是，如果一位或者几位“密友”到另一位“密友”家串门，那家的妻子必须让床。

　　似乎有一种文化认同，男人对男人的插入是一种权威。这又与某些动物的表现有惊人的巧合。《新生物学》杂志不久前发表论文说，雄性龙虾为了显示其权威性，就常常对同性做出骑跨行为。

　　或许也是一个机遇

　　HIV是一场危机，或许也是一个机遇。英国的经验表明，对艾滋病的深入讨论使得同性恋的科学知识广为传播，最终使得gay得到了远远超过HIV流行之前的社会承认和接纳，被学界称为“通过灾难合法化”。

　　我国的MSM人群也在经历这个艰难的历程。张北川说，他们与不同性取向的学术人一起，正在形成一股推动中国相关文明的积极力量。

　　但是，这依然是一个被社会严重排斥的群体。今年的调查中发现，由于被歧视和缺乏良好的交往环境，约2 ／3的gay感到孤独和压抑。超过半数人由于不被理解，常常感到痛苦并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

　　“人们在指责他们性乱时，有没有想过背后的根源？”张北川说，超过50％的gay仅仅为了躲避家人和同事的对其结婚生子的压力，就频繁更换工作地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几乎无法建立稳定的伴侣关系。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艾滋病预防处项目经理司马杰（Edmund Settle　看来，社会的长期否定，把MSM人群孤立于大众之外。而这些缺乏自我认同的MSM人群更容易“抱团”，更容易发生一夜情，导致更高的HIV感染几率。

　　这是一个怪圈：由于社会歧视，MSM生活空间剧减，结果他们生活压抑，把性的发泄看得更重要，而性乱又导致艾滋病高发，而且与大众道德伦理相违，反过来又加剧了社会对他们的歧视。

　　“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可能像西方那样经历一场gay人群的维权行动，这不是说事情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而是和其他地方不同，带有中国特色。”哈佛大学学者高芙曼在推荐给本报记者的一本书里写道。

　　一些好的苗头已经显现。今年9月，一些学者收到的中国性学会《中国公民性文明公约讨论稿》中，就倡议：拥有不同性取向的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倡导多元、平等的性观念；为人的性和身体赋予正面价值的观念。

　　“这个人群并不是无可救药了，政府只要转个弯，讲科学，设立反性取向歧视的法律，事情就会好转。”张北川说。

　　一位荷兰姑娘的经历让张北川感慨不已。这个女孩在16岁时发现自己喜欢同性，当她很害怕地告诉母亲时，得到的是温婉柔善的回答：很好，孩子，你知道爱了。来源：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刘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