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进世界的五年

　　□本报记者 石 典

　　2001年的时候，海南博鳌这个滨海小镇已经有了高尔夫球场和一些高级公寓、酒店。一位名叫蒋晓松的中国商人在9年前就开始建造它们。

　　一年后，在这个商人的推动下，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会召开，这是第一个常驻中国的非官方、定期、定址的国际会议组织，永久性定址在博鳌。那一年正是中国入世元年，完成使命的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随后成为这个论坛的秘书长。

　　此时，在离博鳌更北边的另一座名声显赫的海边城市，一位当地市民已经敏锐地察觉到某种不可挽回的趋势，他在网络上发表的一篇名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中悲哀地宣告：“在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经济特区在中国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

　　一批批亚洲各国的政要在此后数年里纷纷登上博鳌岛，参加博鳌亚洲论坛一年一度的盛会。时代的接力棒在中国两个海边城市的手中悄悄完成了交接仪式。

　　在中国28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改革和开放始终是两条并肩前进的主线。但在1990年代之后，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熂虺芖TO）之后，随着不可阻挡的全球化浪潮，中国的开放终于走在了前面，改革在其身后亦步亦趋。

　　开放造就了中国过去五年来的经济奇迹——中国经济几乎每年都以接近10％的速度增长，GDP总量在去年跃居世界第4位，中国所拥有的上万亿外汇储备已经名列世界第一位。从前年开始，中国首次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贸易大国。

　　在最近几年里，几乎整个世界都在谈论中国。中国人显然也看到了未来，中央电视台最近播出了一部长达12集的电视记录片《大国崛起》，记录了世界上9个国家的崛起历程。

　　但在最近的一天，深圳大批警察仍在押着当地的100多名妓女和几个嫖客游街示众。这个似曾相识的画面似乎正在提醒那些乐观的人们，即便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与庞大的进出口贸易数字无关的很多方面，中国还停留在原地。

　　还有自给自足的国家吗

　　今年初，《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詹姆斯·格拉斯曼在与一位贸易专家的对话中这样问道：“‘自给自足’的国家现在还存在吗？”

　　这样的“孤岛”现在似乎需要思考才能得出答案。而在半个世纪前，答案几乎包括所有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国家。即便是欧美国家，当时也几乎都采取了保持经济独立的自给自足政策。

　　1989年柏林墙倒塌，推动了新一轮全球化高潮的到来。在欧洲，围墙的消失打开了欧洲整合的大道，原先铁幕分割的地区就变成一个单一经济体；在印度，当时的财政部长辛格在1991年决定，经济一定要对外开放，一定要解除管制并进行私有化；在中国，以1992年“小平南巡”为标志，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浪潮。

　　推动全球化的另外两股力量则来自于因特网、卫星电视等新技术的发现以及全球资本的四处流窜。这两股力量进一步抹平了国家与国家间的边界。

　　1995年，在美国的推动下，脱胎于关贸总协定的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这个要求所有成员遵守市场经济规则的组织，占据了世界贸易总量95％。

　　在中国入世7年前，印度已经加入这一组织；2005年，越南入世；今年11月，经过12年的谈判，俄罗斯终于与美国签订了双边协议，扫除了其入世的最大障碍。发展中国家以及正在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已在世贸组织里占了3／4的席位。

　　19世纪中叶开始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曾经给中国人留下了惨痛的记忆，那是一个以英国为中心、以坚船利炮裹胁货物而来的自由贸易时代。在那一次全球化的尾声，远隔重洋的美国吸纳了漂洋过海的6000万移民，汲取了世界各地的养料，最终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引擎。

　　正是在这样的记忆下，中国在建国后30年内从前苏联、东欧国家以及欧、美、日引进资金和成套设备，第一次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并在重工业的基础上形成产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其后，中国从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的追赶实验中获得了启示。1960年代以后，亚洲“四小龙”花了30年的时间追上西欧国家，它们的成功是源于发现了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化的新模式。

　　中国在1980年代以经济特区的形式成功复制了这一模式。在经济特区里，政府减少了因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造成的交易费用，由此吸引了来自香港、台湾的大批商人，他们带来了必要的制度知识、资本和企业家才能。从1978年到1995年，中国GDP 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5％。

　　在显而易见的经济绩效的刺激下，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结束了“计划与市场”的争论，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当中国推开大门的时候，新的一波全球化浪潮正扑面而来。

　　1．4亿贫困农民从中国农村中走出来，奔流到沿海城市的加工工厂里。在一篇报道中，一位江苏农民甚至是自己扎竹筏从长江漂流到上海寻找打工机会。在整个1990年代，大批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中国各地政府竞相出台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使全球资本有足够的动力转移到中国。

　　中国在21世纪初终于成为真正的“世界工厂”。2001年的入世，进一步扫平了中国商品走向世界的障碍。高达62％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量占GDP比例）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最强大的引擎。

　　开放与保护：这仍是个问题

　　2001年12月27日，在武汉野生动物园门口，5条大汉挥着铁锤、木棒向一辆奔驰车发泄着愤怒。有11名球迷被车主邀请来观看这一源于质量纠纷的高潮场面。

　　这个不可思议的场面发生在中国入世之际。它预示着一股隐蔽而强大的力量一直没有停止在中国脚下的奔突。

　　过去5年中，中国政府逐步兑现入世承诺，同时也伴随着国内一次又一次激烈的争论。

　　在2003年，国内就出现了反思外资的讨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黄亚生著文反驳了“应该限制外资”和“外资挤出内资”的观点，但他承认中国存在严重的外资依赖症，主要原因则在于民营企业在金融支持、行业准入方面未得到公平的对待。

　　当年底，一批民营企业家在《中国企业家》年会上表达了对中国重蹈“拉美”覆辙的担心，他们在渴望政府对内开放的同时，也提出限制外资并购的要求。第二年初，北大教授路风在一份报告中宣称：中国汽车业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失败，保护中国汽车工业的声音再度响起。

　　2004年8月，财政部、国税总局将旨在使外资与内资恢复平等待遇的两税合并草案提交到国务院，其后一度盛传十几家外资企业联名上书反对。尽管这一消息未被证实，但两税合并一事却至今不见结果。

　　经济安全始终是一些中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在今年整个一年的时间里，中国都在讨论一起凯雷并购徐工集团（一家生产压路机等工程机械的国有企业）的案例，这种对经济安全的焦虑，之后又奇妙地延伸到一家制造炊具的企业和一家生产火腿肠的企业身上。

　　最早发起这一话题的是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他最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仍然坚持这样的看法：“一个基础工业不能让外资控股是天经地义的，这得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

　　另一个与高梁持相同看法的人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学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他对记者抱怨说：现在大家都在关注徐工案，却忽略了物流业和金融业的经济安全。

　　但他同时认为，对内开放不足的关键是各个部门被垄断利益集团把持，不愿意对内资开放，另外，境外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有合流的趋势。

　　为了消除外部世界对中国经济民族主义升温的担心，中国政府高官不得不出面表态。今年9月和11月，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厦门和广东都表示：中国吸引外资的政策不会变，也不会动摇。

　　前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几天前在接受访问时不满地说：“我们不应该像外国根本不懂经济的议员一样大谈经济安全，这叫做以牙还牙，是很蠢的。很多事情还是要按照世贸组织的基本规则来行事，这样才能确保中国的企业在国外也能享受到WTO框架下的保护、法律、制度、原则。”

　　曾经筹办中国第一家外资律师事务所驻华办事处的律师陶景洲对“经济安全”的讨论也很是不解，他对记者举例说：日本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它不允许外国律师进来，不允许合资，所以日本的律师在国际上是最差的。“我们是不是什么东西都得自己制造，什么标准都得自己掌握，这样的经济才安全？”

　　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在其他国家也在发生。全球化给每个民族国家都带来了新的忧虑——发达国家害怕本国某些产业工人因受到外部的冲击而失业，发展中国家则既欢迎跨国资本，人民也追求美国式生活方式，又担心跨国资本“接管”本国经济或冲垮民族工业。

　　这一担忧造成了近年来各国重树贸易壁垒的现象。但中国所遭遇的阻力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严重。中国在国外遭遇反倾销的产品不到中国整个出口额的0．5％。入世之后，中国并没有哪个产业被冲垮，那些成为“混血儿”的中国企业反而变得比过去更加强大。

　　当某些浪费居民储蓄却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被贴上“经济安全”的标签时，中国不得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还想回到那个自给自足的年代吗？

　　政府入世了吗

　　1999年4月，当美国总统克林顿拒绝来访的中国总理朱镕基，不与中国签署WTO协议时，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落泪了。据说，这位女强人痛感美国丧失了一次良机，将不可捉摸的中国巨龙纳入可预见轨道的良机。

　　克林顿很快也后悔了，7个月后，中美在北京签约。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巴尔舍夫斯基反复强调，WTO是一个“rules based agreement”（以规则为基础的协议），而一个遵守规则的中国将让全世界受益。

　　包括美国在内的140多个成员已经在遵守，中国也即将遵守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则呢？

　　这是一套旨在保护公开、公平、公正竞争的规则体系。WTO的基本原则，首先是非歧视，它要求给予所有成员同等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第二是可预见和不断扩大的市场准入，它要求各成员保证各自法律法规的透明度，要求各成员开放市场，消除有形和无形的贸易壁垒；第三是公平竞争，它授权对倾销、补贴等贸易扭曲行为施以惩罚措施；第四是鼓励发展与经济改革，倡导开放性的市场导向发展政策。

　　为贯彻这些原则，WTO内有一系列强制性多边协定，所有签署协定的成员都必须受协定规则约束，承担责任、履行义务，并接受其他成员和WTO职能机构的评估审议。

　　显然，对中国而言，接受这样一套规则体系是不容易的。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政府从来都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从未有过政府要在约束下运行的概念，除非武力逼迫，中国的政府也从未接受过外部世界的游戏规则，1840年之后的屈辱更让中国对西方国家主导的规则充满警惕。

　　WTO（1995年前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正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在二次大战的废墟上建立的、以恢复1914年中断的自由贸易为诉求的政府间组织，它与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道，奠定了战后的世界经济秩序，这一经济秩序加上联合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秩序，构成了当今世界的基本格局。不仅WTO，其余三个国际组织也是由美英等西方国家构想并主导建立的，它们共同维持了迄今已长达60年的、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和平与发展时期。

　　面对这样一个世界秩序，中国是被动地、有选择地接受，还是主动地、全面地融入，既关系着中国的命运，也影响着世界的前途。

　　到20世纪末时，“WTO需要中国，中国更需要WTO”已经成为决策层的主流认识。显然，这一认识来之不易。

　　1984年，20岁的刘光溪打算报考对外经贸大学研究生，他必须背诵的教科书对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描述是：帝国主义剥削第三世界的工具。

　　刘光溪后来拿到了中国第一个WTO方向的博士学位，并在中国入世谈判最艰苦的那几年担任龙永图的秘书，成为历史的见证者之一。

　　他回忆说：“直到1997年，国内还在争论加入WTO是否入了美国人的笼，进了美国人的套，全球化是否就是美国化。”

　　“我建议今天仍在纠缠这些问题的人重温一下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社会主义要想赢得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就必须大胆使用一切人类文明的成果。”

　　也许是出于巧合，就在中美达成入世协议的1999年底，中国人猛然醒悟，WTO对政府的约束是直接的，对企业对行业是间接的，受冲击最大的不是企业，而是政府。

　　为与WTO的规则对接，中国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修法行动和审批制度改革。自1999年至2005年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修订与贸易有关的法律20件，国务院制定和修订行政法规47件，3948项行政审批项目中，取消1195项。国务院明确规定：各级政府部门制定的与贸易、投资有关的规章和政策措施，不事前公开的不能执行。

　　在入世五年后，我们可以看到，凡是受WTO规则约束的领域——贸易、与贸易相关的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改革的进展都令人鼓舞。WTO协议是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承诺，“外交无小事”，事关政府形象和国家荣誉。而外部世界也对中国的努力给予了充分肯定。当被问到给中国履行承诺的情况打多少分时，前欧盟贸易代表、中国入世最强硬的谈判对手之一、现任WTO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脱口而出：“A＋”。

　　中国是世界上惟一动用政府力量大张旗鼓地宣传普及WTO规则的国家，但是显然，法治、透明、公正、服务，这些看似简单的执政理念并非挂在嘴边就能落到手头，那些没有外部压力的贸易和投资不那么密切相关的领域，尤其是在庞大国家机器的神经末梢，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且不提广阔的内陆地区，即使在洋人遍布的东部大都市里，市民们也无法指望赢得拆迁官司，或者不期而至的听证会能得出降价的结果。

　　2005年2月，社会各界期待已久的《国务院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这被认为是一把打开对内开放大门的钥匙，然而两年过去了，钥匙却迟迟难以转动。

　　电力、电信、邮政、金融，这些过去的垄断行业大门依然紧闭。而石油、钢铁、煤炭、铝业等民营资本曾经挤入的行业，民营企业的国民待遇有得而复失的危险。

　　“千万不要被外向型经济的耀眼光环遮住了视线，”刘光溪在一个入世五周年的研讨会上说，“中国最大的不平衡，是国有企业控制了太多不该控制的资源。”

　　他的博士导师、对外经贸大学教授薛荣久则认为：“中国需要按照WTO的原则进行一次国内谈判。”

　　（余力、温翠玲对本文亦有贡献）来源：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刘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