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都市报：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之悲

　　作者：邓聿文

　　十运会于10月23日在南京落幕。盘点本届全运会，在创造历届全运会规模最大、参赛人数最多的同时，也几乎囊括了时下体育圈的丑态———黑哨、偏哨、斗殴、假赛、下跪、内定冠军、兴奋剂……我们看到，中国竞技体育在粗鄙化进入市场的过程中，正在发生的一种畸变———不是走向市场化，而是走向市侩化。公正透明、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在这里已经沦落，代之而起的，是一切以名利为主，唯名是争，唯利是图。

　　反思全运会体育精神的沦丧，固然有运动员个人体育道德和体育修养不高的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现在仍然奉行的惟奥运金牌是举的举国体制。这种体制除了衍生种种黑幕和腐败，戕害体育精神外，对中国体育的伤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对国家而言，每年不惜花费数十亿元人民币来发展竞技体育，特别是将其中的绝大部分用于培养金牌运动员，而非国民健身强体，这既是对纳税人资源的浪费，更从根本上有违体育的宗旨和目的。

　　对运动员而言，他们不是抱着一种参与的态度从事体育，而是为了拿奖牌以及奖牌背后的名利，这必然使得他们不能快乐地投身于锻炼，而是以损害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来博取一金。很多得不了金牌的运动员几乎把青少年最美好的时光都献给了体育，他们中的很多人除了所从事的体育外，并未有其他谋生的本领，因此，在市场经济下，这些退役运动员很难融入社会生活。

　　对体育官员而言，在举国体制的背景下，他们的命运也前所未有地和竞技体育运动的成绩联系在一起。每块金牌都包含着他们的悲喜，牵扯到他们的政绩和升迁。这无疑使竞技体育变成了官员的政绩工程。

　　今天人们固然还会为一场比赛而悲喜，体育固然还有激励人的作用，然而人们对体育的认识，正在回归体育的本质。像当年女排连冠所引发的全民族自豪感，或者中国足球队惨败于香港特区足球队所激起的“5·19”骚乱，都已一去不返了。所以，尽管雅典奥运会中国取得了世界金牌第二的好成绩，但会后社会对举国体制的反思和批判却甚于以往，这正是社会要求体育变革的反映。

　　可惜的是，对社会的这种变革要求，体育界并未进行充分回应。相反，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体育官员和研究者，为举国体制进行辩护。特别是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来临，从国家体育总局到各省市体育主管部门，举国体制在奥运的名义下被进一步放大和强化。

　　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体育体制除了在行政和市场间挣扎的足球外，其他方面与20多年前甚至50多年前并无二致。这种情况是非常不正常的。个中原因很复杂，但有一个因素不能不提，这就是在中国的体育界，围绕着体育资源的占有和分配，形成了一个体育官员、获奖运动员及其教练，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利益链条。正是这群举国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阻碍了中国体育从金牌体育到群众体育的转变。

　　由此可见，要改革体育体制、推进全民体育，改变对体育的认知，使体育真正成为人的生活的一部分，这些工作的难度不会小于对奥运会的准备。但我们已无退路。举国体制不死，种种乱象和丑闻就会愈演愈烈，真实的竞技体育就不可能回归，公平竞赛的体育精神也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责任编辑：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