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5月25日,29岁的赵琪拿到了南方高科的“出场券”。此时,他已在这家曾位列中国第四的手机制造厂工作了3年零10个月,亲历了它的起步与辉煌。
而在他即将离开时,南方高科已处于半停产状态,每天都有供应商上门讨债,公司员工离职率达到50%以上。
一个月后,赵琪的南方高科S6681手机响起,一位旧同事在电话那端急迫地说:“你知道吗?南方高科被查封了。”
“我知道这一天早晚要来,但没想到来得如此之快。”今年9月,赵琪在刚刚出版的《反思南方高科被查封真相》一书中写道,南方高科“还没有爬上坡,就一摔到底”。
“那时的新闻点真多”
“记得初到南方高科的那一天,当我走进公司新搬进的位于广州科学城的生产基地时,还不到早上8点钟。那一天,永远印记在我的脑海中,是2001年8月6日,晴天。”赵琪在书中写道。
赵琪毕业于湖南一所大学的市场营销专业。南下广州已是他毕业两年后的事情。在浙江绍兴一家生产珠宝首饰的私营企业工作的两年,他始终无法融入“刚刚洗脚上田”又“排外”的家族企业文化之中。因为女朋友的关系,他最后选择了广州作为栖身之地。
2001年7月,他钻出广州火车站,直奔广州购书中心的人才交流市场,把一寸多厚的简历投向两家公司——一家是当时还处于业绩高峰期的科龙集团;另一家则是国产手机制造企业南方高科。
“平时我喜欢写东西,那些简历是我两年来写的市场营销方案。”赵琪说。几天后,这两家公司同时向他发出邀请。
很快赵琪为自己的选择而庆幸——崭新的公司厂房、口味不错的午餐,更重要的是,当时南方高科“喜事连连”,继与韩国现代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打造中国最大的CDMA手机生产基地之后,在2001年9月份,该公司又获得国家CDMA手机定点生产企业的牌照。
赵琪到南方高科工作的头三年,也是国产手机产业快速膨胀直冲巅峰的三年。
2001年至2003年,国内手机市场的销量每年以数千万台的规模增长,但是拥有手机牌照的厂商则只有30多家。那时常常有经销商拖着一麻袋一麻袋的现金来提货,但厂商们却拿不出足够的货来。
“那时手机行业是卖方市场,产品供不应求,可以说拿一款产品出来就能赚到钱,很多企业规划只能以产定销。”赵琪说。
在政策的扶持以及国内厂商惯用的价格大棒挥舞下,国产手机商们一时攻城略地,所向披靡。2001年底,国产手机占整个市场的份额是15%;到2002年底,达到了30%;而2003年底,则超过了50%,在最高峰时达到了57%以上。
那段时间,国产手机业是媒体作为民族产业崛起加以重点宣传的典型产业。
赵琪当时在南方高科营销中心做“笔杆子”,除了给领导们写讲话稿,为媒体写新闻稿是他日常工作。“那时的新闻点真多。”他感慨地说。
从2001年开始,邀请影视明星担任形象代言人的浪潮席卷了整个国产手机阵营。波导“战斗机”请到李玟,TCL宣称斥资千万请到韩国第一美女金喜善,康佳请到周润发,首信请到伏明霞。
南方高科则请到章子怡。在广州最高的建筑——中信广场前,章子怡拿着手机飞来飞去的广告画面,让很多人记住了南方高科。
随后,南方高科加入2003年央视黄金时段广告投放权争夺战。经过一场混战,熊猫手机成为手机行业标王;南方高科则出价5430万元,争到三个时段的广告投放权,在竞标的手机厂商中,出价高居第四。
2002年,南方高科实现手机销售168万台,销售额突破20亿元,并首次进入中国电子信息企业百强,排名第53位。第二年更火,实现手机销售420万台,销售额40亿元,进入国产手机前4强,在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中排第42名。
在2005年初世界品牌实验室举行的“中国最具价值品牌”评选中,南方高科的品牌价值达到了38.99亿元。
在那段时间里,赵琪也完成了他人生中两件大事:结婚并在广州市中心买了一套住房。
从40亿到17.8万元
从2004年开始,洋品牌们好像开始适应中国的市场环境,以摩托罗拉、诺基亚等为代表的国际巨头开始在央视打起广告,同时展开一系列“渠道下沉”的举措,国产手机厂商原有的渠道优势不复存在。
当时,中国的手机消费者已经不再满足于拥有一部手机或通过手机来炫耀自己的财富,他们需要的是更高音质效果、更高清晰度的图像以及更多功能的手机。这些需求,只有拥有先进技术的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和索爱等知名国际品牌的手机制造商才能满足。
而当这些国际手机厂商们进一步在中国推出500元以下的低价手机时,国产手机仅有的价格优势也荡然无存。
南方高科渐露败相,年初的销量目标订在700万台,但实际完成的销量仅有300万台左右。2004年没有拿到年终奖的赵琪预感到情况不妙。
易美最先推倒了国产手机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接着倒下的是“标王”熊猫和曾经的“国产手机第一品牌”中科健。而波导、TCL、夏新、康佳也同时出现大面积持续性亏损。
在易美、熊猫、科健等厂商因财务问题被披露之后,整个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人人自危,因为害怕手机企业资金链断裂而让自己血本无归,他们天天紧盯着这些手机企业。
2005年3月初,南方高科在广州召开全国经销商大会,并推出一个代号为“猎豹行动”的新计划。南方高科高调表示:希望2005年手机销售突破500万台,销售额达到50亿元;在两年的时间段内,更要进入国内手机市场的前三强。与此同时,原康佳手机销售的负责人王宝森也空降到南方高科。
这个“猎豹行动”最终也没能猎到“豹子”。2005年上半年,南方高科只卖出不到20万台手机。整个公司基本上处于勉强支撑状态:一边将库存货拿给经销商抵债,一边帮华为公司做一些来料加工。
公司研发中心的人开始跳槽。赵琪所在的营销中心是当时压力最大的部门,业绩不好通常会先遭责难。部门先后更换了6个总经理,“他们走的时候,都像坐过老虎凳一样痛苦。”
赵琪也失去了等待南方高科复兴的耐心。5月24日,他给总裁发了一封辞职邮件。他走后的一个月,南方高科就招致灭顶之灾,公司因2000多万元借款而引发连锁反应。“因电荒”而“休假”四天的员工复工时,发现已无法进入大门——“大门已被贴上封条”,南方高科的资金链彻底断裂。
7月2日,南方高科员工们拿到了散伙通知书。
一年后,南方高科宣告重组无望,它所拥有的6个注册商标于2006年8月11日公开拍卖,一年前还值近40个亿品牌价值的商标,全部仅卖出17.8万元。目前南方高科仅依靠出租手机生产线和手机牌照维持生计。
“南方高科是个悲剧。”赵琪遗憾地说。他去了广州一家手机芯片方案设计公司上班,他的老板刚从美国回来创业,公司有300多人。这家公司的规模与辉煌时期的南方高科不可同日而语。
赵琪的手机还是南方高科的,一直没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