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陈良/文 王银祥/图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纪委常委、中央国家机关纪工委书记马志鹏担任北京市纪委书记，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臧献甫同志担任天津市纪委书记，中纪委常委沈德咏调任上海市纪委书记。此前，中央纪委驻商务部纪检组组长徐敬业调任重庆市纪委书记。这样，中国四大直辖市的纪委书记全部由中央“空降”。

　　中央调控反腐“一把手”

　　纪委书记是领导各地反腐工作的“一把手”。长期以来，地方纪委书记由同级党委提名，实际上受制于同级党委书记，而党委书记的权力过于集中，自由裁量权大，同级纪委书记不能实现有效监督。党政负责人的真正情况，往往是上级管得着、看不见，同级看得见、管不了，一般干部群众看不见、管不了，从而导致一些地方出现反腐不力的局面。以致网上常有“还有多少事需要惊动中纪委”、“为什么要惊动中纪委才能告倒卖官书记”的呼声。

　　有媒体分析说，此次“空降”纪委书记，与今年以来中央在北京、天津、上海掀起的反贪风暴密不可分。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天津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等高官纷纷被查办，彰显了中央反腐的决心和铁腕，也让中央下决心直接派员反腐。

　　同时中央也认识到，地方高官涉贪案件的频频发生，与地方纪委反腐职能的疲弱和虚设有很大关系。中央决心对省级纪委书记人事进行大规模的调整，促使地方纪委由“坐等”变为“主动出击”，真正承担起反腐主力军的责任。

　　空降纪委书记五大作用

　　与此同时，广东、浙江、安徽、河南、山西、福建6个省的纪委书记均是异地官员担任。这些省级反贪主将的异地交流，均由中央提名。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看来：“纪委书记是由本土产生还是由异地调任都不是关键所在，重要的是新任纪委书记的提名权在谁手里。”

　　有关专家认为，中央此举对推进反腐工作至少有以下五大作用：

　　（1）纪委书记任免权由中纪委直接掌控，无疑解除了这些反腐干将的“后顾之忧”，当然会提高纪委监察的工作效能。

　　（2）可有效杜绝和防止地方纪委书记由于长时间在一地任职，以致在查办当地案件时难以突破“关系网”、“人情网”的不利局面；

　　（3）中央直接委派的纪委书记，身份“显赫”，谁都不敢“小看”，发言自然有份量，开展反腐工作自然也就方便得多；

　　（4）“一身清白”上任的纪委书记，没有顾忌，没有包袱，轻装上阵，便于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才能；

　　（5）此举无疑向社会发出了一个一定要将反腐败斗争搞深、搞透、搞彻底的明确信号，将对一些地方的腐败势力产生一定的威慑效果。

　　“张家界模式”正被接受

　　在探索纪委领导反腐败的体制研究中曾有“张家界模式”和“江苏曹克明模式”之说。前者是“条条（垂直）管理模式”：从1995年到1997年，张家界市纪委把所属区县的纪委书记的“提名权”由同级党委转移到市纪委，这些“空降”下去的纪委书记带动当地廉政程度迅速提升。后者则是“块块（横向）管理模式”：江苏的曹克明是全国首位省委副书记兼任省纪委书记职务者，这一改革提高了纪委书记的权重。2001年，“江苏曹克明模式”在全国开始推行。

　　任建明表示，中央的此次举动表明，“曹克明模式”开始受到调整，“张家界模式”正在被接受。

　　中央最近对地方反腐主将的一系列排兵布阵，已透出中央严把地方纪委“一把手”提名权的改革新路向，确保中央对地方反腐的直接控制力，以期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畅通高效的反腐“高压电网”。

　　当然，反腐工作的深入开展不仅要靠人，还要靠健全的反腐机制。“空降”纪委书记，不过是当今深化反腐败斗争众多配套措施中的一个重要措施，我国还需要不断健全反腐机制，以制度来威慑腐败分子。

(责任编辑：李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