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为师从教 追寻中华强国梦

　　李多

　　“科教兴国”，这是无数人坚信的，追寻的中华强国之梦。

　　我家从我爷爷奶奶起，到我父母亲，直到我和妻子，三代人为师。我们前仆后继，执着地追寻着中华强国之梦。

　　我的祖上是山东菏泽地区曹县人。据我父亲讲我爷爷，李相显，他是当时当地曹县的神童，他能目测曹县县城里的一座塔。爷爷16岁独闯北京，奋读三年考入北京大学，后任北大哲学教授，他与范文澜先生，冯友兰曾同事。

　　旧社会从教，极为清贫。

　　我父亲说他是1927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出生，在我听来能在协和医院出生，就如同到过北京任何一处名胜那样值得荣耀。可我父亲却跟说，那是“义诊”，不收费的，原因是我那在北大当教授的祖父和助教的祖母竟无钱就医节省儿女，这使我大为吃惊。

　　一肩明月，两袖清风，我爷爷虽清贫但并不颓废，他非常沉醉于研究中国的古代哲学思想，他特别崇尚朱熹的理学和自然科学思想。据说我爷爷备课极为认真，他把每个学期的讲义认真整理，然后自己找书商印刷，在把它们寄托到中国书店代售，过一段时间，就到书店去看看，收收出售书籍所得的大洋。我父亲小时候经常代我爷爷去收那些大洋。

　　我爷爷就这样曾出过一本书“论朱熹”，这书被北京图书馆收藏。

　　抗战时期，我爷爷奶奶他们一家从北京逃亡到西北的兰州，一直到解放也未能回到北京。

　　颠沛流离的生活，并没有使我爷爷忘记教导我父亲，他曾在逃难途中专门让我父亲写作文“我的理想”，意欲让我父亲能树立为国为民的思想。

　　我父亲1950年从清华毕业前，就从师游国恩老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他的第一本习作，就是与游国恩先生合著的“陆游诗选”。

　　我父亲母亲原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我父亲57年被打成右派，东北劳改了四年，后来我们全家到了山西，父亲在一所郊区中学教书。母亲在一所农村小学教书。他们从教20多年，直到邓小平拨乱反正，父亲被平反，他们回京工作为止。

　　文革时，我父亲在一所中学教书，他是右派，胸前挂着牌子，背后缝着四方的摆布，上书“大右派XXX”，在名字上还打着粗大的红八叉，每天唱着“黑帮歌”，给毛主席请罪。

　　一次，学校的红卫兵押着我爸爸他们这群“牛鬼蛇神”，拉着一辆平板车给学校拉给养。那天刚下过雨，路滑，半路翻了车，红卫兵上前就是一通拳打脚踢。

　　我父亲刚从泥地上挣扎着爬起来，仰头一看，一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站在他脸前，他大惊失色，以为又有什么祸端降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那个解放军战士竟恭恭敬敬的立正，标标准准的给他行了个军礼。他对我父亲说：“李老师，您不认识我了？我是13班的……”

　　他的话没说完，几个红卫兵一拥而上，对那个解放军战士发难。只见那个解放军战士对那些红卫兵说：“他是我的老师，也是你们的老师，我们应该尊重他，你们为什么虐待他！”

　　红卫兵要围攻他，他喊道：“谁敢破坏捍卫文化革命，社会主义的长城！”几个红卫兵蔫了。

　　父亲那天回来给我讲了他的奇遇，边讲边哭，泣不成声。

　　这可不是我的杜撰，是真实的事情，在那个是非颠倒的时代，竟会有这样大义凛然，无所畏惧，主持正义的学生，难道不让人感到震撼吗?

　　人们常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如果没有高尚，正直的老师，能培养出这样具有如此正义感，敢说敢为，大义凛然的学生吗？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所以注定了文革的终结。

　　人以德为先，这就是教育强调德育的重要所在，它奠基一个国家民族的素养基石。

　　而我母亲给我展现出来的却是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爱。

　　我母亲在农村教书时，住在学校的一间破庙里，学生把我的家当成自己的家。他们每天提着瓦罐来上学，中午和晚上我家火台上摆满了盛饭的瓦罐，满屋子都是酸菜味。每次，我都让学生先热饭吃，而后才作我们自己的饭；有时，我把家里做的多余的饭，分给同学吃，晚自习我常常把那些饭量大的同学叫到我家，让他们吃些饭，好让他们不至于饿得上下去自习。同学病了，我专门给他们擀面条吃，三年自然灾害刚过，谁也不宽裕，我家也不例外，我们当时的钱不够花，粮不够吃，一到月底，我和丈夫就争吵推托，谁去学校借钱，借粮？所以当时我的五个孩子们当时很有意见。

　　当时，学生失学，辍学率高，学生上学晚，年龄大，尤其是女生是最多最大的受害者。我经常深入农民家庭把那些辍学的同学，尤其是女生叫回学校，为让他们争取到重新学习的机会。所以，我家里经常有家长来辩论，吵闹。

　　我们当时小，不理解我母亲的一些做法，对她的学生过分的关爱。

　　我母亲曾对我们说，学生的家长有时不懂道理，他们太贫穷无知了，所以我这个当老师的，要做得比学生的亲生父母还亲。

　　因此，我很早就懂得做教师亲学生要比他们的父母还亲才行。

　　我和妻子都是中学教师，到了我们这一代，时代有了翻天覆地地变化，教育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我们也遇到了许多新的挑战。

　　我是共产党员。学校曾给每个共产党员发了一个牌子，长方形，校徽那样大小，白底红字，“共产党员”。刚戴上那会，并没有引起我的大的注意。

　　先是市电视台来学校采访，拍了一段宣传的短片，片子中有我。那时我正在上课，忽然走进学校的领导，学校的领导后面跟着两个携带着摄象机的人，事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市电视台的采访人员。

　　一位上网成瘾学生的家长，被班主任请来谈话，他的儿子迷网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在“失踪”了50多天后，才回到学校。这个家长感到很无奈，他说他请来风水先生，修改了自己刚盖好的宅院大门，因为风水先生说他家宅门朝了西南，兴女克男，应该改在东南。但是，孩子依然没有改变。我当时在场，他看见我坐在一边就对我说：“一看，你是老教师，看你带着那个牌牌“共产党员”。您这个共产党员给咱想想办法，出出主意，我该怎么做？”

　　我告诉了他我的建议。

　　这些年来，我时刻牢记。并且提醒自己，你是一个共产党员。

　　因此，我和妻子工作特别认真积极。我主持学校得教研教改工作，我和千万妻子共同根据教育实践，写作发表了“教师应做推行素质教育的先锋”，“探究活动的教与学”，“教师要活在学生的灵魂里”，“摆脱网瘾得五要五不要”等数十篇论文，总结了教育教研教改的经验，不仅推动了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还得到了市教委得表扬。

　　我们还专门为学生的思想教育撰写发表了许多文章，譬如“学无止境”，“事业的开端”，“一树眼睛”，等等文章。其中“祖国是我们起航的港弯”等文章在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电视报的征文中获得一等奖或者其他奖项。

　　一位上高中的学生家长看了我写的文章，竟然历经曲折找到我。他说，他是在那个偏僻的农村小镇唯一订阅一本杂志的人，还特意强调，那是邮局的邮递员告诉他的。他因此感到非常幸运，能遇上我这个知己。他说，我写的文章很好，他有许多关于如何培养和教育孩子的问题，要向我请教。

　　他家是祖祖辈辈的农民，过去很穷，高考一次失败后，父亲就不让他再考了。他为了摆脱贫困和落后的恶性循环，自学了数学物理的等知识，学习了一些电器知识和技术，自己开了一个电器修理店。现在生活好多了，但是他说没有上成大学，始终是他人生的不可弥补的遗憾，因此他时时告戒自己，决不能让发生在我身上的悲剧，发生在他的儿子身上。所以，他除了努力工作之外，对养育他儿子十分精心……

　　我记得从他走后，我很长时间，都沉浸在深思中，多少学生，多少家长期盼着我们教师给他们热情而切实有效的帮助啊！

　　我家三代人为师从教，孜孜不倦，兢兢业业，义无反顾，其原因正是那份中国心，那份责任的警示，成千上万的人民的催促和期盼，所给于的鞭策，激励。

　　可见，追寻中华强国之梦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民，我们教育工作者不过是其中的一分子，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先锋。

(责任编辑：刘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