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对话应过滤浓重的“博弈”味道

　　在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率领高级代表团进行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际，中美双方企业界签订了逾6亿美元的合同，美国家装用品零售商公司“家得宝”终于用1亿美元拿下了梦寐以求的中国家具企业家世界公司全部股份。另外，通用电气旗下的GE航空将向上海航空出售价值高达5.5亿美元的波音787飞机引擎。

　　保尔森领衔的高级代表团不仅有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还有美国商务部部长古铁雷斯，贸易代表施瓦布，能源部长博德曼，劳工部长赵小兰，环境保护署署长约翰逊以及卫生服务部长莱维特。这意味着美国将在货币政策、能源、贸易、知识产权等问题同中国展开对话。

　　伯南克认为中国应该让汇率加速升值并同时扩大人民币的浮动空间。美国人对人民币汇率一直有一个近乎蛮横的观念，“虽然（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中国人）的问题”。由于美国10月份贸易逆差缩小幅度达到近5年来的最大，伯南克认为这是美元前一阶段对世界主要货币进行较大幅度贬值的效果。但10月份中美贸易逆差连续第三个月上升，升幅为6.1%，达到244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今年前10个月，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数额高达2368亿美元（同期相较从欧盟地区的进口为2746亿美元，从加拿大的进口额为2548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出口美国排美国进口榜的第三名），而美国同期对中国的出口为452亿美元（而出口欧洲的数字为1765亿美元，出口加拿大的数字为1919亿美元），虽然跟去年同期相比增幅很大，但同进口额相比还是偏小。这给美国人一种“刺目的不快”，而中国认为，原因在于美国人对中国的出口进行了很多管制，害怕中国获得了“关键性的战略物质”。

　　此轮中美战略对话中国方面由副总理吴仪领衔。中国方面希望把这次对话当作“唤起美国人改革自身不平衡经济”的机会。实际上，美国经济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贸易逆差，而是自身储蓄不足，不得不借助外部世界的美元，而根据会计等式，如果美国人想更多地使用外部美元，就必须让外部世界获得更多的美元，也就是说，美国人需要逆差，将印刷的美元递给那些顺差国，然后才能获得外部世界流入的美元。

　　实际上，人民币汇率问题背后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对中国贸易结构的判断。由于全球制造业产业链比较完整地向中国转移，从2004年开始中国相对高附加值的已占出口商品比重的45％以上，另外，电子信息产品出口额占全国出口额的35.2％，也是中国获得巨额贸易顺差的主要功臣。从这个角度看，似乎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并不过分损害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已经步出了“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的境地。但是，由于这是全球产业链转移的产物，而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升级和替代”的成功。这些跨国的制造业产业链也可以突然性从中国撤离，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奇迹般出现。

　　所以，判断中国实质性的贸易能力和贸易结构并不单纯从产业数据上看，而需要一段观察时间。而且，虽然中国的纺织业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一路下滑，但纺织业的就业人口一直稳定在9000万左右。中国的纺织业利润微薄，受人民币汇率影响巨大，汇率稍微变动即吞噬大部分利润，造成百万人员下岗。如果说人民币汇率影响美国的失业率，引发议员们的抱怨，同样，人民币的汇率更有可能影响更多的中国的就业。同样是“失业”，并没有级别高低之分，自然没有道理要优先考虑美国人的失业问题。中国必须向美国人说明，汇率的改革时间表同产业调整（包括金融领域的改革）的时间表应该是相关的，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在资本市场进入的问题上，中国除了继续扩大QFII额度以外，正在考虑扩大一些合资证券公司经营业务范围，增强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性。抛却暂时的分歧，中美经济从未像现在这样紧密过，目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总额已达到2810亿美元，超过了墨西哥的2783亿美元，从而使得中国跃升为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这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正是新关系下的平台，它不应该过多地承担政治工具和施压工具的职能，而是过滤掉其中浓重的博弈味道，像保尔森说的那样，应该成为“长期的交流对话平台”。

(责任编辑：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