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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特区25年不凡的历程，邹尔均激情澎湃，感慨万千。（陈立新 摄）
“改革是经济特区的魂，特区最大的使命是改革。如果不改革，就不可能趟出一条路子。”
“对台工作要继续加强。我相信，厦门今后在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厦门特区的25年是辉煌的。现在，我们已经初步趟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路子，在这基础上，特区一定可以办得更快更好。”
“关键要加快制度创新，扩大开放领域，创造出一套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和法规。只有抓住这一点，厦门经济特区才会更加辉煌。”
本报记者 吴巧平
窗外，风光旖旎的筼筜湖，美景宜人的白鹭洲，以及一栋栋依湖而建的高楼大厦，构成了一幅温馨迷人的特区风景画。
一个明媚的冬日下午，滨北财经大厦17楼。刚出席完省第八次党代会的原厦门市市长邹尔均，在办公室欣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采访。
从1983年初到1992年底，邹尔均在厦当了整整10年市长。“厦门特区的25年是辉煌的”。眺望窗外生机勃勃的景象，回首特区25年不凡的历程，他激情澎湃，感慨万千。
“我是带着问号到特区工作的”
“我是带着一个大问号到特区工作的”，谈及与厦门特区的渊源，这位“老特区”丝毫不掩饰当年自己对办特区的困惑。
1981年9月26日，在革命老区龙岩工作了32个年头的邹尔均，被时任省委书记的项南找去谈话。邹尔均坦言，突然被调去厦门办特区，自己很是惊诧，思想上没有丝毫准备。“10月4日一到厦门，我就将自己的问号提了出来，向时任市委书记的陆自奋同志请教，他跟我讲了些重要的精神，要我去看文件。”而首次“零距离”接触2.5平方公里的经济特区看到的情景更是令人困惑：在湖里，一片荒芜的丘陵地上，几头水牛在悠闲地吃草。
“没多久，我得到消息：10月15日，一个规模不小的香港记者团要来厦采访特区建设”。邹尔均回忆说，当时大家都很着急，这样一块荒芜地，怎能向海外传递特区建设的信息？“于是，我马上找来几个工程师，在初步规划的基础上划了三个标高，将9个丘陵平整成能够办工厂的场地”。经过一个星期的准备，香港记者到来时，只见一大堆挖掘机、推土机在不停忙碌着，场面十分火热。“随着一声炮响，厦门特区建设就此拉开大幕了。”谈及25年前这一难忘的历史性时刻，邹尔均依旧难掩激动之情，“这就是后来你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镜头。”
“改革是特区的魂”
“经济特区是为改革而生。改革是特区的魂，特区最大的使命是改革。如果不改革，就不可能趟出一条路子。”历经特区建设风风雨雨，25年后的今天，这位曾经带着“大问号”到厦门工作的“老特区”，无比坚定地说。
“特区建设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没钱”，邹尔均说，光开发湖里2.5平方公里就需要3至4个亿，而中央当时只给厦门5000万元贷款。正在苦恼时，来厦考察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及时指示说：国家建设也可以向国外借钱，在资金使用上杀出一条血路来。“就冲着这个精神，我们开始向国外、向香港借钱。”邹尔均如数家珍地告诉我们：湖里2.5平方公里是建发公司与香港中银集团合作组建联合发展公司，由中银集团注入资金开发的；机场建设是向科威特海湾基金会借的钱；东渡港口建设是向世界银行借的钱；就连水、电、通讯等统统都是借钱搞起来的。
“在资金使用上同国际接轨，这就是改革。”邹尔均说，通过举债搞基础设施建设，厦门逐步摆脱了投资硬环境落后的局面。
25年来，特区改革创新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止过。邹尔均介绍说，厦门当时几个对计划经济非常具有冲击力的动作还包括：1987年，率先将8个工业局全部撤销，少了“婆婆”的国有企业有了更多更大的自主经营权；率先取消农民的粮食征购任务，大胆把农业推向市场；让国有集体企业享受外资企业15%所得税的低税率，放水养鱼……
“我的一个观点是，从体制入手，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都要大胆改革。”邹尔均说，25年来，厦门在改革上进行了大胆探索，付出了不懈努力。“改革无止境。特区改革的使命还没完成，要继续往前走。”邹尔均殷殷寄语年轻的特区。
“厦门要继续加强对台工作”
邹尔均动情地说，1985年下发的中央85号文件第14条十分明确：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是为了加强对台工作，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而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另一个部署是发展东南经济。“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央赋予厦门经济特区的两大任务。”
邹尔均回忆说，然而在早期，我们很难开展对台经济交流，只好通过香港、新加坡及第三地与台商接触。经香港汇丰银行牵线搭桥，台商高新平先生在厦兴办了第一家台资企业三德兴公司。1987年底，台湾对大陆政策有所松动，开始允许台胞到大陆探亲访友。“我去不了台湾，就请高先生当特使，到台湾介绍厦门的情况”。不久，高先生带来了50位台商，这也是第一波考察厦门的台商。
台商投资区的设立，是两岸经贸交流合作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交谈中，邹尔均就台商投资区的由来进行了“解密”。他说，无意中看到一位台湾经济学家撰写的一篇题为《闽南小台湾》的经济类文章，促使他萌发了“在厦搞台商投资区”的设想。国务院高度重视，1988年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学谦和时任国台办主任的丁关根率有关部门负责人到厦门调研台商投资区的设立事宜。在1989年初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吴学谦专门召集有关部门进行研究，听取汇报。“当时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我准备了两个备选方案，一个是海沧60平方公里，另一个是杏林10平方公里。”邹尔均透露说，当时自己的想法是，大的不行，小的也可以。“你提的两个方案都可以”，田纪云在会上当场表态，不定面积，而且台商投资区享受经济特区的现行政策。
1989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厦门经济特区及市辖的杏林、海沧为台商投资区，享受特区的现行政策。“这件事当时对我刺激很大”，邹尔均坦言，当时我们只想争取一个台商投资区，没料到中央一下子给了三个。“这说明我们对中央对台精神、对台战略部署领会不深。”1992年，国务院又批准集美为台商投资区。
打造海峡西岸重要中心城市，是厦门在新一轮跨越中的历史使命。邹尔均指出，现在省委、省政府提出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中央还将之写入国家“十一五”规划，新形势下，厦门要继续加强对台工作。“我相信，厦门今后在海西建设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更好发挥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
“大家都喜欢用‘窗口’、‘试验田’、‘排头兵’来形容特区，说的就是特区的辐射、带动作用。”邹尔均说，按照中央部署，特区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发展东南经济。“这是当时我们最伤脑筋的事。特区缺资金，辐射能力不强，如何更好地发挥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呢？”
1986年，邹尔均与时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的李秀记带领一个考察团，到对外开放先行一步的广东取经，寻找办法。“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商量，当时‘广交会’对我们启发很大，觉得这种模式很好”。回首20年前这趟广东之行直接催生后来的“投洽会”，邹尔均仍旧有些激动。“‘广交会’以贸易为主，是国家对外商务的窗口。那么，我们就办一个以投资为主的厦交会，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邹尔均说，路上就决定厦交会时间放在春交会和秋交会间的金秋9月。“至于放在9月的哪一天办，则是回来后开会定的”，邹尔均说，最后大家选了包括香港、澳门、台湾都喜欢的“8”。“这就是‘9·8’的由来”。
“从一开始，在厦办‘9·8’，就是要搭个平台让大家来唱戏”。邹尔均说，“1996年，我还提议‘9·8’要升格为国家级洽谈会”。他认为，通过办“9·8”，厦门非常有效地提升了知名度，提高了服务水平，完善了城市服务功能。
“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
不知不觉中，两个多小时飞快流逝。窗外，夕阳的余晖将鹭岛渲染得更加璀璨多姿。
“厦门特区的25年是辉煌的”。邹尔均打了个很直观的比照：当年厦门要追赶的“四小龙”25年间GDP平均年递增是8%而在过去的25年中，厦门则高达18%以上。按常住人口计算，厦门人均GDP已突破5000美元，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现在，我们已经初步趟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路子，在这基础上，特区一定可以办得更快更好。”
“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必须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邹尔均动情地说，党的十六大对经济特区在制度创新和扩大开放领域上提出了新的要求；刚刚闭幕不久的省第八次党代会亦殷切希望厦门特区要继续发挥先行先试的龙头和示范作用。深情寄语年轻的厦门经济特区，邹尔均指出，关键要加快制度创新，扩大开放领域，创造出一套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和法规。
“从这一点看，厦门经济特区发展任重道远”。他语重心长地说，“只有抓住这一点，厦门经济特区才会更加辉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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