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为什么事情发愁?是今天的工作没能完成,还是晚上不知道吃什么好?然而,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些人却在担心明天是不是能继续活着。长期的战乱和残酷的灾害已经让他们失去了生存的基本条件。对他们来说,喝到一杯纯净的水都是一种奢望,和平的生活环境更是不可企及。 这样的一群人和我们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为了更多地了解他们,《环球时报》记者特地采访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非洲地区总代表克里斯托夫·哈尼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委员让·阿布特。
人们好像枯草一样奄奄一息
记者:在您曾经到过的地方,因战乱逃离家园的人们面临最大的难题是什么?饥饿、疾病、缺水,还是骨肉分离?
哈尼施:我清楚地记得在安哥拉高原参加救援行动期间,有一次,许多妇女带着孩子长途跋涉寻找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救援点。大人们衣衫褴褛,精疲力竭,孩子们骨瘦如柴,严重营养不良。但不幸的是,当时由于交通阻塞,我们的救援物品没有及时送到,跋山涉水的难民什么也没有得到。不少孩子就饿死在救援人员面前。当时的情景让人终身难忘。
我曾长年在非洲和中东地区工作,每天见到的情景都是非常残酷的。最常见的场景是流离失所者缺医少药、没有基本的生存条件,他们往往生活在靠几根木条和破布临时搭建的窝棚里。他们因战乱而被迫逃离家园,家破人亡,根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记者:您也曾多次前往战争冲突地区,第一次是去哪里?那里的情况怎样?
阿布特:我2001年去了阿富汗。我是瑞士人。众所周知,瑞士很多年来没有经历过战争。我对战争的了解基本都是从书本和电视上来的,因此那次经历让我震惊。我从白沙瓦坐飞机去喀布尔。当飞机飞临喀布尔上空时,我很难想像这是一座城市。幸运的是,机场还有一条跑道,可候机室都是炮弹的痕迹。只有在使馆区能看到一些完整的房子,居民区完全被毁坏了,到处是瓦砾,间或能看见几座断桥。
记者:人们是怎么在这样的废墟里生活呢?据说阿富汗的地下埋着1000万枚地雷。
阿布特:他们不光没有房子住,连喝的水也没有。当时阿富汗干旱了3年,到处是枯草,夏天有一点风就能黄土漫天,人们也好像枯草一样奄奄一息。战争带给人的伤害会持续很久,即使单从肉体上来说也是如此。喀布尔有很多地雷和炸药。经常能看见一些儿童没了胳膊或腿,他们是在玩耍时被地雷炸伤的。有些人外出放羊或找水,抄近道时被炸伤。
记者:除了干涸和残疾外,还有什么让你触目惊心的?
阿布特:我在伊朗和阿富汗边境看到很多难民营,他们或者因为战争,或者因为贫穷离开家园。其中一个难民营住着12万人,要知道,日内瓦市区的人口也不过17万。在这个难民营里,到处是疲惫的老人,每晚都有人死去,而周围却没有墓地。这里,每天都有新的生命诞生,迎接他们的家园连一个帐篷都没有,而这里每晚都刮着刺骨的寒风。难民营不远有一个河床,可里面没有一滴水。
战乱地区的人们仍然能够顽强地生存下去
记者:看到这样的悲惨场面,您心里怎么想?
阿布特:我非常悲伤,对当地人充满同情。当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失去双腿,为了生活仍要去放羊时,我尤其觉得悲哀。同时,我也感到不寒而栗。战争是如此可怕,让人的生活变得如此恐怖。有不少国家像我的国家瑞士一样,如今是非常和平的。我们都不愿意看到战争,但战争是历史的一部分,谁知道今后不会轮到我们的头上呢?到时候我们的生活又将怎样呢?想到这一点,我真的不寒而栗。
记者:您工作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哈尼施:1985年初,我被派往黎巴嫩工作,在被占领土加沙呆了一年半。第一任工作总是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令我深受感动的是,尽管战乱和灾害给人民造成巨大灾难,许多人失去亲人,家园被毁,但战乱地区的人们仍然能够超越灾难带来的痛苦,顽强地生存下去。我在加沙的工作主要探视被俘人员以及为离散家庭提供联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我给被俘人员带来家人的消息时,他们的眼神——那是一种交织着惊喜、无望和悲伤的眼神。他们一动不动地看着我,生怕遗漏一个字。对于他们来说,我们是天使,是他们亲人的化身。
记者:各地的难民们是否都非常期盼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到来?
哈尼施:作为救援人员,我们是在危机发生地工作,我们需要找到处理危机的方法实施救援;而对于受难的人们来说,他们在经历着切身的灾难。救援人员可以减缓难民的痛苦,但我们非常清楚,我们无法消除痛苦。我们的出现给难民带来生存和安全的希望,他们知道尽管遭受了灾难,但仍有人在关注和帮助他们,这是最关键的。
记者:具体来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给难民带去什么样的援助?
哈尼施:在世界各地的救援行动中,我们首先给难民带去生存必需的饮用水和食品,其次是搭建临时住所的篷布和生活必需品,再次是储存水和食品设备。针对营养不良的儿童和老人,我们增加维生素饼干和其他营养食物。随着救援行动展开,我们还负责培训当地卫生和医护人员,以保证救援后续行动不间断。
记者:难民们通常为了逃避战乱到处迁徙,那么救援人员如何开展工作?
哈尼施:由于战乱,难民迁徙是经常的事。他们因生命无保障而变得异常敏感,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导致大规模的难民逃难事件发生。我们的使命要求我们出现在难民最需要的地方,我们可以帮助他们相对地固定下来,以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帮助。比如,2004年在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我们在一些固定地区建立了难民营。我们的宗旨是尽量在有水源的地方设立相对固定的难民营。
在救援行动过程中没有感情的位置
记者:在救助过程中,您有没有过特别无助的时候?比如说,看着生命的离去,您却无法救助?
哈尼施:在人道救援行动人员中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的工作是95%的失望和挫折加5%的宽慰。这是亲历过人道救援行动的人的心境,其中含义不言而喻。但我是个现实主义和乐观主义者,我从来没有完全失望过。举例来说,在安哥拉爆发战乱期间,救援人员无法进入现场救援。经过多次谈判都没有奏效,但我没有失去信心,而是寻找各种关系继续谈判,终于得到进入现场救援的允许。我的经验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赋予我们人道救援的使命,我们没有权利放弃努力。
记者:从事人道救援行动的人员每天与灾难、死亡打交道,是否对他们的心理产生影响?
哈尼施:人道救援人员和正常人一样有着丰富的情感,但每个人面对苦难和灾难的表现是不一样的。长期在战乱地区从事人道救援行动的人,见过太多的灾难、死亡、悲剧,他们已经习以为常,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感,将注意力集中到救援行动中。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份工作对自己不适合。正因为如此,近十几年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聘请了多名心理咨询专家,对外派人员加强了心理辅助指导,同时派遣他们到第一线进行辅助指导。我认为我们应该学会应对灾难、死亡,这是我们职业的一部分。感情是人类的基本本能,但在人道救援行动中不能有太多的感情色彩,感情用事无济于事。我的经验是在救援行动过程中没有感情的位置,感情因素往往出现在救援行动结束后。
记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会面临伤亡的威胁,您遇到过的最危险的情况是什么?
哈尼施:的确如此。战乱不仅给当地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同时也给人道救援行动带来巨大威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救援人员死伤事件时有发生。近十年来,有15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救援人员被杀害,还有一名医生在南非失踪5年。记得第一次在黎巴嫩,当我经过一个军事检查站时,一名士兵用枪对准了我的太阳穴。尽管只有几秒钟时间,但我真的感觉到世界末日来临。幸亏我的黎巴嫩助手及时解释,士兵才放下枪。应该说,和我的同事们相比,我幸运得多。回过头来想想,和那些长期被关押的战俘和正在经历着家庭离散的难民们相比,我们的处境要好得多。▲本报驻瑞士特约记者 吴菊淑 本报记者 李宏伟 (责任编辑:张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