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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期美国《新闻周刊》以封面故事报道了未来在各行各业中将成为领袖的女性，由她们自己撰文描述自己是如何奋斗成功以及她们的感想。
格温·赛克斯
CynthiaCarroll美国太空总署首席财务官
“选择你认为更加重要的东西”
我出生在西帕恩的一个军人家庭。当我5岁的时候，父亲驻守在阿拉斯加州。由于我在一个地广人稀的州长大，这练就了我自信、认为任何事情都一定可以做得到的性格。
高中毕业后，我决定去看看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因此，我来到了华盛顿的天主教大学就读。我记得我曾经跟母亲说过，我不明白为何那些正在成长的树木的树干会涂上水泥。城市里，似乎还有很多我需要去了解、去学习的地方。
在大学里，我主修会计。而我对会计的喜爱是从我在帮助我父亲公司的工作中培养起来的。我的父亲在阿拉斯加开了一家公司。他把我带到他的公司，然后把我的名字记到了薪水册上，并且告诉我每个小时的薪水是多少。我的打工生涯就在我父亲的公司中开始了。在开始的两个星期内，我使出了浑身解数，竭尽全力地完成我的任务，因为我知道我很快就可以得到我的第一份薪水———200美元。但是，当父亲递给我支票的时候，却只有150美元。然后我说：“我的另外50美元呢？”父亲回答说，我没有把那些联邦社会保险捐款和其它相关的国家税款计算在内。这就是我的第一份把税款计算在内的薪水。自那以后，我心里就特别希望去认识这些家伙是谁，而他们又是如何去扣除我的钱的。
我的数学并不是一直都是那么优秀。有一次，有一位年轻的小姑娘走到我面前，问我道：“我需要跟你一样，数学学得那么好吗？”面对着如此真诚的女孩，并且她似乎会因为我而激发她学习数学的潜能，于是，我十分真诚地回答她说，我的代数曾经只得到过D（及格）。我想，我们需要跟我们的孩子分享一些失败的经历。我跟她说：“是的，我的代数只有D。但是我的父母认为我遇到了挑战。他们双双站出来，并表示对我全力支持。而最后，我也战胜了这一次挑战。没有什么事情我是做不了的。”我认为我们需要告诉孩子们，每个人都会有摔倒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失败的时候。关键在于你在摔倒的时候、在失败的时候，如何重新振作，重新站起来。
我通常都会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如何在一个男性为主导的环境中工作的。我并不认为、也没有看见这里有一个以男性为主的环境或者是一个以女性为主的环境，一个以黑人为主的环境或者是一个以白人为主的环境，或者是一个以西班牙为主的环境的世界。我看到的只是一个世界而已。当我在开会的时候，在会议桌上，有很多至关紧要的决定或者是生死攸关的挑战。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共同商讨计划，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我从来都不会去留意在座的到底有多少个男人、多少个女人、多少个种族之类的东西。我惟一确定的事情是，我们有正确的人在会议室里，做出正确的决定。
我曾经拥有过一段婚姻，但是现在离婚了，恢复了单身生活。我这一代的女人都很明白，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们可以拥有一些对于我们自身来说更加重要的东西。但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所有的重要的东西。我们只是一个人。因此，我们需要去选择，并且甘心于我们最终所做出的选择。由婚姻到职业，你需要去找到一个能够了解你的动机和你的动力、而且能够与你共同进退而不是搞对抗的伴侣。我相信，在我未来的人生旅途上，会有这么一位真命天子出现。（梁美琪 编译）雷妮·雷霍·派拉
ReneeReijoPera不育症研究员
“家庭和事业间找到平衡，不容易”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对科学的兴趣并不浓烈。我是一个特别喜欢也经常阅读刊物的小孩。在高中的时候，女孩子可以允许把经济类或者科学类的功课带回家完成，当然，我自己也带回家了。我们家里的人都没有人上过大学。我的母亲要养育6个小孩，她是一名厨师，一直都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因此，这总是激发并勉励我去拥有自己的办公室，并且要过上层文化人的生活。
高中毕业后，我在当地的一家福特代理公司担任一名小小的簿记员。在那里，我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多大的发展空间和提升的机会，于是，我考进了威斯康星州大学，专修商务。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修了一门关于少数民族的人类遗传学课程。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是如何构造出来的呢？
然后，我就转到生物学院专修生物。在这里，我成天浸在生物、化学、物理和排山倒海般的数学知识的书海中。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分数。1983年，我获得了生物学学位。随后，我在堪萨斯州大学担任实验室技术人员。在那里，我同时获得了我的生物学硕士学位。到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已经非常喜欢研究，因此我申请了科内尔大学的生物化学博士项目，然后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怀特黑特研究学院———这里是发现遗传基因的发源地———大卫·佩奇博士的指导下，获得了博士后的学位。我从一些不育男性的基因里发现了Y（男性）染色体。
当时，研究人类繁殖是发展中的生物学领域中的一滩死水，因此，当时并没有很多人在该领域进行研究。很多时候，我都气馁了。作为一名博士助理，我第一次递交给《自然》刊物的首篇论文给拒绝了。我不禁纳闷起来：我认识了正确的人吗？我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吗？随着人类的干细胞研究的不断发展，现在这门研究已经成为一门至关重要的核心研究对象。这个世界真的改变了。
我自认是一名人类生殖的生物学家。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生命的起源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我们的生命中，基因是用来做什么的呢？一个人类胚胎的干细胞是如何发育成一颗精子或者一颗卵子？然后又是如何由很多细胞创造了一个生命的？为什么有些人没有或者有很少的生育细胞？
我认为不育是人类的一大健康问题。不育对夫妻的生活质量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而我的自身经历也正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我还是一个博士后的无名小卒时，我被诊断出患了子宫癌。当我做手术的时候，我才34岁。我并没有考虑到要贮存卵子，因为我总是认为抚养小孩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后来，我知道我犯了大错误。当我47岁的时候，我正准备当一名母亲。我的丈夫佛瑞德和我从危地马拉收养了一名年长的小孩。为了跟小孩沟通，身为母亲的我不得不去学西班牙语。
我知道，要在家庭和科学的研究生涯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工作的时间表没有规律，而且几乎每天要工作10到12个小时。我看到那些在我的实验室里面的男男女女是如何努力奋斗的情形。我并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在人的一生中，是否有适当的时间去做好所有的事情。但是我相信，人生在世，必定有适当的时间让每一个人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我认为那些能够在她们的生命或者在实验室里，把这个平衡点处理好的女同胞们，她们一定拥有一个很伟大的伴侣。我认为女人非常非常地需要灵活变通，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好。（梁美琪 编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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