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即将来临之际，刚刚度过50岁生日的群众出版社强势推出爱新觉罗·溥仪撰写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全本）》。溥仪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下四百多个皇帝中的最后一个，他的身份和地位随着历史进程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充满了传奇色彩，是我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近16万字的内容从未公开出版过”

　　据群众出版社总编辑张续进介绍，《我的前半生》第一次正式出版是1964年。42年来，该书累计印刷22次、售出近187万册，“可以说是我们社的‘当家书’”。该书在西方有十几种文字的译本流传，被西方人认为是“20世纪中国最优秀和最有趣的传记文学之一”。

　　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溥仪用一年多时间完成了20万字的具有“悔过书”性质的《我的前半生》初稿，并由抚顺战犯管理所油印成册。1961年1月26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溥仪时对油印本给予了充分肯定：“你的东西基本上是要与旧社会宣战，彻底暴露，这是不容易的事，末代皇帝肯这样暴露不容易。历史上还找不出这样的例子，你创造了一个新纪元”，“你写的东西有价值……这本书改好了，就站得住了，后代人也会说，最后一代皇帝给共产党改造好了，能交代了，别的皇帝就不能交代。”

　　直到1964年3月，《我的前半生》（俗称“定本”）才正式出版并畅销至今。

　　张续进告诉记者：“这次出版的‘全本’，恢复了许多‘定本’没有的内容，如关于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三野公馆’的描写，李鸿章记录清末一场大水灾情况的奏折，溥仪的打油诗以及占卜的卦辞，张宗昌生活简史，婉容亲生婴儿被扔进锅炉烧化，等等”，“与1964年版相比，这次的版本有近16万字的内容从未公开出版过。”

　　读了此次的全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李洪岩印象深刻：“作者非常善于调动形象、运用隐喻，在字里行间播撒出感性的美。”比如，溥仪写自己做傀儡“皇帝”的感受：“关东军好像一个强力高压电源，我好像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冈安直（关东军安插在溥仪身边的“秘书”）就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

　　“作者还善于调动张力，采用对比的手法，表现对象假矛盾、真虚伪的特点”，李洪岩说。比如讲到日本大特务头山满，说此人以佛教徒的身份，在玫瑰花香气的氤氲中，捋着银须，面容“慈祥”地想出一个又一个骇人的阴谋和惨绝人寰的凶杀计划。

　　“‘大哥’是前半生中妹妹弟弟们从来没有对我叫过的”

　　谈到1964年版的删节，张续进说：“这是由于诸多历史原因造成的删削，但现在看来这些内容对我们认识历史、了解溥仪的真实生活都很有价值。”

　　未收入1964年版的序言《中国人的骄傲》就增加到了这次的全本中，溥仪真诚地忏悔：“我要像对待母亲似的，忏悔出我的历史罪恶，我又要像对待知心的朋友似的，倾诉出我何以会得到今天的幸福。”

　　1959年，刘少奇颁布特赦令，溥仪在参观完沈阳和抚顺后回到了阔别35年的北京。在火车站站台，他见到了3年多不见的五妹和20多年不见的四弟，“我和他们紧紧地握着手，听到叫喊‘大哥’的声音。这是前半生中，妹妹弟弟们从来没有对我叫过的称呼。我从这一声称呼中，感到了在自己家族中也开始了新的生命。”

　　在离开抚顺战犯管理所前，溥仪把一块金表和其他物品上交给了政府，“这是我从前用剥削的钱买的，我不能要”。但战犯管理所的所长把金表还给了溥仪：“现在是人民给你的，你收下吧。”刚出火车站站台，溥仪就掏出了这块法国怀表，“用北京的时间，拨正了它的指针。”

　　“不累，正因为是头一回，特别不累”

　　回到北京，牢记着所长“给乡亲们道个歉”的嘱咐，溥仪在五妹家住下后，第二天起床就“很想和这些邻居们一起做点什么”。看到有人拿着笤帚去扫胡同，他也加入了，一直扫到胡同口，“回来的时候，找不着家门了，结果走进了一个陌生的人家，这家人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十分热情地把我送了回来。”

　　逛天安门广场是溥仪回京后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平生第一次满怀自由、安全、幸福和自豪地散着步”。五妹关切地问：“大哥累不累？还是头一回走这么多路吧？”溥仪欣然回答：“不累，正因为是头一回，特别不累。”

　　“‘头一回’这三个字充满了刚开始的新生活中。‘头一回’是很不方便的，但我只觉得兴奋，并不因此有什么不安。”头一回去理发店，溥仪不知道吹风机为何物，还问理发员：“先吹风还是先理发？”头一回坐公交车，溥仪“看到人们让老人小孩先上，我也把身旁一位妇女让了上去，却不知这是位售票员。”

　　当北京市民政局组织特赦后住在北京的原国民党将军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人和溥仪参观北京城时，“最后，经同伴们的请求，游了故宫，由我临时充当了一次解说员”，“令我惊异的是，我临离开故宫时的那副陈旧、衰败的景象不见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经我和溥杰盗运出去的，现在又买回来了。”

　　1960年3月，溥仪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的北京植物园，此间他积极要求参加植物园的民兵队伍，这位“超龄民兵”“参加了支援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千百万人的队伍”。次年他还现身说法，写下《从我的经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纪念“九·一八”事变三十周年》。

　　1960年3月，溥仪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选民证：“我觉得把我有生以来所知道的一切珍宝加起来，也没有它贵重。”1962年5月1日,溥仪和李淑贤结婚，“这是一个普通的而对我却是不平凡的真正的家庭。”

　　回顾这一切，溥仪感慨万端：“‘人’，这是我在开蒙读本《三字经》上认识的第一个字，可是在我前半生中一直没有懂得它。有了共产党人，有了改造罪犯的政策，我今天才明白了这个庄严字眼的含义，才做了真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