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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一书作者库恩（左）的陪同下，采访了美国六方会谈代表团团长，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希尔大使（中）
会谈将讨论如何贯彻落实去年9月份的共同声明，即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至于解除对朝金融制裁，将由另组的双边工作小组，同时在北京举行单独磋商。
在新一轮六方会谈前夕，在《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一书作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先生的协助安排与陪同下，人民网驻美国记者李学江对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美国六方会谈代表团团长，克里斯托弗·希尔大使进行了独家专访，并根据他其后在记者会吹风会上的答问，又作了些许补充。
下午2时，记者与库恩先生一道如约来到美国国务院办公大楼的正门，媒体处魏博副处长将我们引到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尔在国务院大楼顶层6楼的办公室，我们见到了希尔大使。记者的采访历时整整一个半小时，魏博事后告诉我们，希尔大使还从来没有给任何国内外记者以这么长的采访时间。采访的内容分三部分：六方会谈；中美关系；希尔个人经历。以下是有关朝核问题部分的问答实录。
记者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很想知道，在六方会谈中止一年多以后，在10月底于北京举行的三边讨论会上，是哪一方最先主动提出要恢复六方会谈的呢？
希尔答：最先是李肇星部长给赖斯国务卿打了电话，告诉她，DPRK（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英文缩写，采访中希尔多使用这一正式称呼）将会派一个代表团来北京，他问赖斯是否愿意派我到北京来参加一个三方讨论（注：希尔坚持使用三方“讨论”的字眼，而非三方“会谈”）。赖斯就指示我马上前往北京。当时我正在澳大利亚访问，于是我中止了访问，立即飞往北京。
问：这是否意味着是朝方最先提议的呢？
答：我所了解的情况是，可能是中国先说服了朝方，然后才问我是否能够前来。于是就有了这次三边商讨，结果是都同意恢复六方会谈。这就是事情的先后顺序了。
问：那你认为提议者后面的动机和推力又是什么？（这时记者想起他对付美国记者同样问题时，要他们去问朝鲜方面的话，于是记者马上补充道），请不要对我说让我去问朝方，我只是想知道你个人的推测。
希尔和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
答：我个人的感觉是，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可能没有想到国际社会会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在夏天的举动会将中美两国紧密地推到了一起，没想到中美间能一道进行很好的合作。也许是这些因素共同起了作用。
问：在六方会谈恢复后，什么议题会成为会谈的起点呢？朝方也许会坚持先要讨论解除金融制裁问题；而美方则可能坚持讨论贯彻于去年9月份达成的共同声明，即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问题。在三边讨论中，你们是否就此达成了什么共识？
答：对我们来说，非常清楚当然是半岛的无核化问题。我们希望能从DPRK那里看到明显迹象，即他们对无核化问题是认真的。我们回到谈判桌是带着这样的想法的，即我们希望从DPRK那里尽快得到无核化的承诺，或是实质性行动，或是一些具体步骤。而我们也同样准备采取一些具体步骤。
问：但是当前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我个人看来，会谈可能会变得更为困难。可你在三方会谈后却很乐观，评价说讨论是“积极的”、“建设性的”，还表示，你期待能取得“更为实质性的进展”。你如此乐观的根据是什么？
答：首先，你刚才所引述的第二点是个误解――当然不是你的误解，我说的是美国媒体在报道中的误用，我当时说的是，重要的是我们要非常小心地规划第一场会谈，以便当我们一旦进入会谈，我们就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你问我为什么乐观？首先，我不会带着事前就知道注定要失败的想法去参加一场会谈。如果你去做事时怀着预感失败的想法，那结果真的可能会失败。所以你最好是怀着成功的希望去做事。我的确相信，去年9月份的共同声明，是我们经过艰苦工作，特别是中国代表团做出了巨大努力才达成的，他们每天早3时就起床对草案文本进行推敲。我们相信那确是个好的文件。我之所以保持乐观，因为我相信这样的逻辑――当DPRK研究文件时，他们会看到那对他们来说是个很好的交易。
问：能否请你谈谈这次会谈的主题，以及你对会谈的预期？
答：不应为会谈而会谈，新一轮会谈就是要贯彻2005年9月份的共同声明。我期望我们大家都来重读它，并保证它的全面落实。我们需要贯彻它，并要有具体的进展，取得可以衡量的进展。在11月27和28日的会谈中，我将这一想法告诉了朝鲜代表团，我们就一些具体的想法进行了讨论。DPRK准备就具体问题进行会谈。此外，在过去几周中，在此问题上，我们同中国同行的密切合作也是前所未见的。他们也相信，我们在新一轮会谈中能够看到具体的建议与进展。当然，这是一场相当艰难的磋商，我不想预言成功或表示乐观，但对下周开始的会谈，我们相信将能看到一个较好的前景。这将开始一个新的阶段，我们需要对共同声明的纸上谈兵，过度到对它的贯彻落实上来，因此，这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即开始讨论共同声明的落实。
问：DPRK是否向你提出了以核国家的身份参加会谈的问题，你对此将如何应对？
答：我不记得它是否提出了这个问题，不过，我记得，我告诉了他们，我们不认为它是核国家。它不是核国家，我们不接受它是核国家。我想中国与美国是持相同的立场，没有人会接受它是核国家。它试验核装置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决定，给会谈造成了伤害，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批评，我们要求于它的就是，要它承诺放弃这一类的核计划。我清楚地表明，我们对核俱乐部增加成员不感兴趣。磋商很可能会是困难。但是DPRK以它的核试验制造了这一困难局面，因此它就必须很认真地来创造一个新局面。
问：如果磋商最后以失败告终，美国会否动用武力？日前《华盛顿时报》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在加紧拟定对朝进行军事打击计划的准备。
答：我不知道它都写了些什么内容，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总统多次说过，我们承诺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承诺要与中国一道工作，来找到外交解决的方式。这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路径。
问：可你一定也注意到了，布什总统日前也做过这样的表示：如果发现DPRK转移核材料，那将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这话是否意味着军事打击呢？
答：那你认为“非常严重的后果”意味着什么呢？我想它意味着“非常严肃”的东西。让我对你说，如果有一天中国人和美国人早上醒来，发现基地组织或其他恐怖组织因为DPRK而手里有了核武，那对我们大家都会是非常严重的事件。你说不是吗？
问：那时美国将采取何种行动呢？
答：我想，我们总统的话是说了算话的；我想中国政府对此也会是极为关切的。我怀疑，如果DPRK真的向国际恐怖组织出售核材料的话，你是否能够发现中国和美国在需要采取什么行动上会有什么不同。我想对于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是会达成一致的。我对我们是否会出现分歧并不感到那么担心。
问：朝方屡屡要求解除金融制裁，他们是否向你提出了这一要求？在重开的会谈中，美方的立场是什么？
答：在10月底的三边讨论中，我们就告诉朝方，我们愿意讨论这一问题，我们同意成立一个双边机制，即工作小组来处理这一问题。但这个小组不是由我主持，是由美国财政部派出的，是一个单独的双边机制，下周在北京，它将与六方会谈同时，单独地讨论解除金融制裁问题。我们想解决这一问题。但至于能否解决，一方面要看朝方对我们说了些什么；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些法律上问题需要考虑，因为是发生在中国的澳门。对此我们与朝方进行了相当多的意见交流，朝方说，他们能够理解我们的立场。
问：日前，李肇星部长说，六方会谈的关键问题是，朝美缺少相互信任。而依你个人看来，取得进展的最大障碍又究竟是什么呢？
答：我对你们的外长是非常非常尊敬的，尊重他对形势的分析。但我不认为问题在于缺乏互信。我认为DPRK有着非常可怕的经济方面的问题，非常可怕的社会方面的问题，非常可怕的政治方面的问题。可他们却在制造原子弹。所以人们注意的焦点应该放在核武器问题上，而不是互信问题。如果只是个互信问题，那就好解决了。如果我们不先解决核问题，我们就不能解决互信问题。核才是问题所在。
问：但是朝方强调说，他们发展核武器是国家自卫的需要，是作为对美国侵略威胁的一种威慑。你如何消除他们对于国家安全的忧虑感呢？
答：我认为，你不要因为他说了什么话，你就必定得相信这些话。你对的是，他们确是这样说了：但你又是不对的，因为你相信了他们说的话。
问：可《华盛顿时报》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在加紧准备对朝进行军事打击的计划，这一报道不是更加深了朝鲜对美国威胁存在的确信吗？
答：《华盛顿时报》还有其他许多媒体，对于很多政府来说都是不信任的，包括对我们自己的政府。因此《华盛顿时报》对于DPRK的不信任是不足为奇的。问题是，DPRK是否想要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如果它想，那么它是可以同我们有良好关系的，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要想拥有核武器，就不可能与美国有良好关系。两者不可能兼得。
问：不知你是否注意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的讲话。
答：我没有留意，他是怎么说的？
问：他讲的是双重标准问题：大意是，核武器在好人的手里好像就OK，在坏人手里就不OK。他指出需要建立一个不是基于主观性判定之上的防扩散体系。不知你对这些看法作何评论？
答：是啊，世界上存在很多问题。有核国家，如中国、美国、英法和俄罗斯等，它们是否应该进行核裁军，国际上对核裁军是有讨论的。但这并不能，也无人认为，这可以成为像朝鲜这样的国家发展核武器的正当理由。DPRK真的是应该将精力用在其他方面，比如为它的人民生产更多的粮食。中国人民向朝鲜提供粮食；中国人民向朝鲜提供原油，提供汽油，但DPRK回报了什么呢？回报的是进行核试爆。我不能认为这是个很好的交易。
问：巴拉迪还在另一次讲话中说，鉴于有些国家拒绝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因此朝鲜进行核试是预料中的事。
答：对不起，我还没有读到他讲的这些话，由我来评论巴拉迪也不合适。我所需要评论的事实是，朝鲜现在的确面临着一些十分严重的问题（它不去解决），可是却坚持发展核武器。这有可能在东北亚造成军备竞赛，我想，这也是中国所不愿意看到的事。我认为，朝鲜发展核武对中国是没有好处的；对我们也没有好处；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要来关注此事。中国是个大国，美国也是大国，我们是有能力来说服朝鲜放弃核武器的。
问：你喜欢目前的这份工作吗？
希尔笑了，答道：那要看是哪一天了。10月31日在北京，我想这是一份很好的工作。
问：那你觉得这是一份更愉快的工作，还是更烦恼的工作呢？
答：任何时候只要你是在同核武有关的问题打交道，你都会有焦虑感。我着急的是，我不知道DPRK是否真的愿意放弃核武计划。这让我感到忧虑，这是我最大的关切。说到是否满意，我相信，中国和美国在解决世界上的很多问题上可以一道工作。对我来说，最大满意的就是，当我们努力解决DPRK这个棘手的问题时，它也可以有助于美中两国更紧密地一道合作，在其他更重要的问题上取得成功。那就是让我能够感到满意的最大源泉。
问：我一直好奇地想，当你会谈时面对一些棘手和困难的问题时，是否有时也会有忍不住发火的时候？
答：只是当我的板球队输了球的时候我才会大为光火，因为那时我会感到非常地沮丧(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但是在谈判过程中我从不发火，因为重要的是，在磋商中你有必要保持思路清晰，逻辑性严密。但有时你也有需要表示出你的气愤，而不是总是表现得极为耐心，如中国代表团就总是劝我要多些耐心。我就回答他们道，你们最好是能少一点儿耐心。
问：那么说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你就从来没有发过火了？
答：我所能记得的只有一次，那就是去年8月份，各方就共同声明的文本已经达成了共识，可一个小时后，DPRK代表团却突然从原来立场后退，对我们说，他们改变了想法，他们得回到平壤进行协商。而我不喜欢在同一问题上反反复复。那确曾令我十分沮丧，我很担心这次成果是否又告吹了。但幸运的是，他们9月份返回后，表示同意接受文本。这才于9月19日发表了那份共同声明。那是一次真的曾令我感到忧心忡忡。但总的来说，尽管谈判期间非常紧张，压力很大，但各代表团都一道工作得相当好。我与中国同行武大伟也处得非常之好。我想，在与DPRK磋商对手打交道时，对他们表示尊重也是很重要的，而我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这时库恩插话问道：在谈判中是否有激动人心的时刻呢？
答：当然，当我们通过了共同声明那一刻，我是相当激动的，相当高兴的。这是北朝鲜第一次向各方表示出愿意放弃核武器。
问：能否谈谈你对朝鲜代表团团长金桂冠的印象如何？
答：噢，我们还要坐在一起谈判呢，谈对他的印象不合适吧。
问：那就只谈谈他的外交风格与外交技巧怎样？
答：很显然，他很专业；很富有外交经验，在核谈判方面他比我有经验；这就迫使我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工作，在与他会谈前我不得不做好我的家庭作业。
问：在打交道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不快的事呢？
答：我想重要的是，对这些事情你不能个人化，不能感情用事；你得理解并掌握大的问题所在。在实际磋商中重要的是表达得清晰明白，而不能生气发火，不能带着一种消极情绪。
问：你能否谈谈与中国同行的合作，在六方会谈中中国起了怎样的作用？
答：在六方会谈中，我们同中国同行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在过去的几周里，可以说，我们的合作是前所未见的。我们对要取得一个什么样的成果都有着清晰的理解，我们的目标相当接近，我们的明确观点就是要取得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中国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与朝鲜的外交十分活跃，有着直接接触。我认为，中国对朝鲜是能够有说服力的。我不怀疑他们已强有力地向朝方表明，这轮会谈非常需要取得进展，现在到了需要做些具体事情，并有所进展的时候了。
问：你对中国同行武大伟，中国外长李肇星的印象如何？
答：我对中国外交部官员们持有高度的敬重：他们都非常专业；特别是在六方会谈的过程中，中国代表团在武大伟的领导下工作是那么刻苦努力，不辞辛苦地草拟文件。他们得了解对每一个代表团来说，哪一部分在它看来是最为重要的，然后再把各方的意内归纳到一起，形成一个文件。这无疑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因此我对他们怀着高度的敬意。我喜欢我的同行武大伟，还因为我们可以分享幽默感；我们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们有时在一起讲些笑话。但这对翻译有些困难，因为有些好的笑话是很难翻译出来的。只有一件事可能是不值得称许的，那就是他还教我如何吸烟。（我们听了都大笑了起来）
问：我注意到，你曾经表示，你可以前往平壤访问。这是个很好的建议，但我很想知道，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是否事前征得了国务卿赖斯和布什总统的同意与支持呢？
答：事实上，这个想法一提出时，就得到了正面的评价。但麻烦的是，DPRK宣布它不放弃核武器，除非我们向它提供轻水反应堆。因此，正面评价也就变得不那么正面了。
但我并不排除在将来有成行的可能性。但DPRK首先得认真地考虑放弃核武器才行。当他们还在制造核武器时，我是不会前往那里的。如果他们认真地考虑放弃核武，并参与国际社会，前往平壤访问仍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问：但是你不担心来自国会山和五角大楼里的强硬派们的反对吗？
答：美国一个伟大之处就在于，人们可以对事务持有很多不同的见解。如果你向五个美国人提问，你有可能得到6个不同的答案，因为我们是个拥有多元观点的社会。但我可以向你保证，当我参与谈判时，我是得到了赖斯国务卿与布什总统的充分支持的。
问：你们驻台湾办事处处长杨甦棣不久前试图向台湾当局强加一个向美国采购武器的时间表；并威胁说，否则美国可能会重新评估其对台承诺。他的话引发了台湾反对党和人民的强烈反弹。人们批评他的言论像是位总督，而不像外交官，并要求美国政府将他召回。对此，不知你会对台湾人民作何解释？
答：我很高兴你能这么关注台湾人民的想法，这可是个好迹象。你这么关心台湾人民，对此，我真的很高兴。但我可能会让你失望，因为我不想在台湾问题上制造新闻。我们奉行的是一个中国政策；我们承认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大使馆是设在北京的。我们是在“一个中国”政策的指导下；是在“三个联合公报”的指导下；也是在“与台湾关系法”的指导下行事的。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不管你今天问我多少问题，我都绝对不会改变我们这一政策。
听后我们都笑了起来。
问：但美国政府为什么那么急切地一定要推动台湾购买美国的武器呢？
答：对这些问题，我们的政策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我不想再额外添加什么了。我们是在“与台湾关系法”的指导下行事的。我们相信，台湾有着它需要应付的问题。至于如何应付这些问题，我不想向他们提什么建议。但我们确信，重要的是，对于大陆，对于台湾，双方应该努力开展对话，解决问题。我很高兴看到，近来有更多的大陆游客去台湾旅游。我鼓励你也去一趟。
问：可是美国为什么又要反对欧洲对华武器出口解禁呢？
答：我想我们已经明确表示，这一问题是欧盟自己的事。其实，这已是一年前的事了，现在已经不再成为问题了。
问：现在真的不再是问题了吗？
答：是的，我们同欧盟举行定期讨论，讨论我们同中国的关系；也讨论我们如何看待东亚局势的发展。我们鼓励欧盟关注东亚；我们希望看到欧盟在东亚有更多的存在。欧盟对中国的庞大市场感到兴趣，这当然是好事；但它们的兴趣应该更为开阔些，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对欧盟的做法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出售武器，我们认为欧盟没有必要卷进来，看不出他们改变既定政策的理由何在。但这是应由他们自己来决定的事，而他们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即不改变既定政策。
问：看来，你对中国的了解要好于一些国会议员和五角大楼的官员，我很想知道，一些来自国会和国防部的保守派和强硬派为何对中国怀有那么多偏见，你认为这些偏见源于何方？
答：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又离美国如此遥远。所以对有些人来说，了解远方的事务有些困难。我想，如果中国有一些人对美国同样地怀有偏见，我也是不会感到奇怪的。因此，我想，关键是要努力进行沟通交流，更多地进行对话，我们很高兴有那么多中国青年到美国来学习。我相信，他们学成回国会做出贡献的，也有益于帮助中国人了解美国。同时我们也愿意有更多的美国人到中国去，也起同样的作用。有些时候有些人认为中国在经济上更加强大了，对美国是个威胁，他们是在夸大。如果你访问了中国，就能知道，虽然中国取得了非凡成就，但中国仍面临着许多有待解决的挑战。如果你实地接触了中国人就会看到，他们像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有好的观点，也有差的观点。所在重要的是要在中国呆上一段时间，而不是蜻蜓点水式的，那你就能看到，中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国度；那时你就不会对中国怀有成见，而是会敞开胸怀地了解中国。这同样也适用于美国，不要仅从华盛顿的角度来评判美国，而要走出去，看看其他地方。
问：你认为美国媒体为什么对中国有那么多的负面报道呢，如与美国在非洲争夺石油资源了等等？
答：你知道，首先我想说，我们的媒体是非常自由的，人们有权力说他们想说的话。我们不能告诉你他们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媒体中有些人认为非洲的一些国家有些严重问题，如人权问题之类的。因此他们就质问，为什么中国要与这些国家发展关系呢？中国这样做是明智的吗？是为了伟大的友谊呢，还是仅仅对那里的石油感兴趣？他们有很多的疑问。但总的来说，如果有人在非洲生活过两年，他们就会认为，中国对非洲感兴趣是件好事。非洲需要帮助，而在我想来，中国能够提供这种帮助。对像我这样在非洲生活过两年的人来说，我欣赏中国提供的援助；我们美国也在提供帮助，而我认为我们都应该做得更多些才对。
问：我注意到赖斯国务卿在不久前曾表示过这样的意思，鉴于当前各方的良好合作势头，可以六方会谈为起点，考虑在东北亚建立一个共同安全机制或架构。不知各方对此提议的反应如何？
答：我们正在努力就此进行对话，与包括中国讨论建立一个更为扩展的安全机制。比如不久前在吉隆坡举行了一个会议，就包括加拿大在内的10个太平洋沿岸国。与会各国就对共同安全机制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如果你看看欧盟多层次的安全合作，他们做得相当好，我们不得不给他们以高分。因为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德国和法国将过去长期的战争恩怨与不信任抛诸脑后，从而成为欧盟的两个支柱。但在亚洲要达到这一目标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问：那美国是否有什么具体的设想呢？
答：还没有具体构想。但我们对推动对话感兴趣；可以说中国对此也颇有兴趣。这件事是我们可以共同来做的。
问：日本对此态度如何呢？
答：日本也感兴趣。但我们得努力将历史问题置诸我们的身后。但我想有时候，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在有关历史问题上存在着困难，难以说服人们将其抛于脑后。如果你了解欧洲历史的话，就知道，当初德法关系也曾同样面临过严重困难。所以我想，日本新首相对北京的访问是非常积极的，我们非常高兴。因为我们希望日本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当然，我们也清楚历史问题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问：但是在去年美日的2加2会议上，两国将台湾问题纳入到了两国的共同战略目标之中。这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对此不知你作何解释？
答：让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就知道，美国和日本在确保台海和平与繁荣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你可以回想，当中国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时，那时局势紧张，很紧张。现在，我想，就不那么紧张了。当然台北现在出现的（内部）紧张是另外一回事。但在一年半以前是相当紧张的，而我们并不想让局势紧张，没有人想要那里的局势紧张。
记者插话说：有一个人，那就是陈水扁，他一直想通过制造紧张局势来谋取政治得分。
答：但我们和日本都不想看到那里的紧张局势。你看到自2005年春天以来，局势已经好得多了。
问：你如何评价当前的中美关系？
答：当前的美中关系非常好。而非常好的原因来自于上面。两国元首经常见面，此外两人还经常通电话，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而这种高层的良好关系对于我们其余的人来说有着积极的影响。赖斯国务卿就很珍视她与李肇星外长的关系；我也很珍视同武大伟副外长的关系。一句话，我们有着很好的关系，我们一道讨论并共同解决一些棘手问题。我们的合作是很密切的。我想，我们今天的关系，并不是建立在言谈和标语口号上面的，而是建立地真正地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现在正在一道解决朝核问题，而且我们能够解决它。我相信，中国和美国一起，我们是可以解决任何问题的，尤其是这个核问题。回首我们过去在朝核问题上合作的事实，我们有理由感到满意的。
问：可是布什总统将克林顿时期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改变为“建设性合作关系”，你认为这是进步了呢，还是倒退了呢？
答：我不想进行比较，不想评论说，本届（美国）政府做的是对的，上届（美国）政府是错的。我只是告诉你，在连续七届美国总统的任期内，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一直是在成长着的。我想说，当前的中美关系像以前的一样好。如果现任的关系是向积极的方向发展，那么下一届总统也会继续这一趋势，两国就能一直保持良好关系。
这时，库恩先生希望希尔最后能对中国的读者讲几句话。
希尔说：美国和中国之间对世界事务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观点，比如说在一些非洲问题上，在某些人权问题上。但是我们还有更大的利益需要我们来共同工作，比方说，我不仅负责中国事务，还负责东南亚事务。有时候就听到有人说，中国要将美国的影响从东南亚排挤出去；但我并没看到这一情况发生。我想，中美两国可以在这些领域里一道合作。所以，美国现在和中国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我从不会忘记，中国的胡锦涛主席到西雅图的波音公司工厂里看望工人时的情景。这些工人身穿工装迎接胡主席的到访。他们很高兴地欢迎来自中国的客人。看着美国工人欢迎中国领导人真的让我很受感动。我想，中国人民看着他们的主席受到美国工人的欢迎也会很受感动。美国工人也像中国工人一样需要工作，需要通过工作来养家糊口。因此我想，我们的共同利益要远多于分歧点。
问：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谁在对华政策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是国务院还是五角大楼？你本人的建议对美国的对华决策会发生多大的影响？
答：最重要的对华政策决策人当然是布什总统本人；在对华决策中处于第二位的人物是赖斯国务卿，她具体地负责外交事务。所以，我想赖斯的见解对两国关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问：那么赖斯是否会采纳你的对华政策建议呢？
答：这你就得问她本人喽。不过，我每天都要见她，包括今天上午还见到她；昨天见了两次面。我们之间有非常非常好的关系。
问：那么谁会接替离任的副国务卿佐立克来主管东亚与中国事务呢？
答：一旦你打探到确实消息，请先来告诉我好了。
他的话引得我们哄堂大笑。
他接着说：我们是会有新的副国务卿的，而且我相信，新任副国务卿对美中继续战略对话也是会颇感兴趣的。
会谈将讨论如何贯彻落实去年9月份的共同声明，即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至于解除对朝金融制裁，将由另组的双边工作小组，同时在北京举行单独磋商。
在新一轮六方会谈前夕，在《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一书作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先生的协助安排与陪同下，人民网驻美国记者李学江对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美国六方会谈代表团团长，克里斯托弗·希尔大使进行了独家专访，并根据他其后在记者会吹风会上的答问，又作了些许补充。
下午2时，记者与库恩先生一道如约来到美国国务院办公大楼的正门，媒体处魏博副处长将我们引到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尔在国务院大楼顶层6楼的办公室，我们见到了希尔大使。记者的采访历时整整一个半小时，魏博事后告诉我们，希尔大使还从来没有给任何国内外记者以这么长的采访时间。采访的内容分三部分：六方会谈；中美关系；希尔个人经历。以下是有关朝核问题部分的问答实录。
记者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很想知道，在六方会谈中止一年多以后，在10月底于北京举行的三边讨论会上，是哪一方最先主动提出要恢复六方会谈的呢？
希尔答：最先是李肇星部长给赖斯国务卿打了电话，告诉她，DPRK（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英文缩写，采访中希尔多使用这一正式称呼）将会派一个代表团来北京，他问赖斯是否愿意派我到北京来参加一个三方讨论（注：希尔坚持使用三方“讨论”的字眼，而非三方“会谈”）。赖斯就指示我马上前往北京。当时我正在澳大利亚访问，于是我中止了访问，立即飞往北京。
问：这是否意味着是朝方最先提议的呢？
答：我所了解的情况是，可能是中国先说服了朝方，然后才问我是否能够前来。于是就有了这次三边商讨，结果是都同意恢复六方会谈。这就是事情的先后顺序了。
问：那你认为提议者后面的动机和推力又是什么？（这时记者想起他对付美国记者同样问题时，要他们去问朝鲜方面的话，于是记者马上补充道），请不要对我说让我去问朝方，我只是想知道你个人的推测。
希尔和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
答：我个人的感觉是，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可能没有想到国际社会会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在夏天的举动会将中美两国紧密地推到了一起，没想到中美间能一道进行很好的合作。也许是这些因素共同起了作用。
问：在六方会谈恢复后，什么议题会成为会谈的起点呢？朝方也许会坚持先要讨论解除金融制裁问题；而美方则可能坚持讨论贯彻于去年9月份达成的共同声明，即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问题。在三边讨论中，你们是否就此达成了什么共识？
答：对我们来说，非常清楚当然是半岛的无核化问题。我们希望能从DPRK那里看到明显迹象，即他们对无核化问题是认真的。我们回到谈判桌是带着这样的想法的，即我们希望从DPRK那里尽快得到无核化的承诺，或是实质性行动，或是一些具体步骤。而我们也同样准备采取一些具体步骤。
问：但是当前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我个人看来，会谈可能会变得更为困难。可你在三方会谈后却很乐观，评价说讨论是“积极的”、“建设性的”，还表示，你期待能取得“更为实质性的进展”。你如此乐观的根据是什么？
答：首先，你刚才所引述的第二点是个误解――当然不是你的误解，我说的是美国媒体在报道中的误用，我当时说的是，重要的是我们要非常小心地规划第一场会谈，以便当我们一旦进入会谈，我们就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你问我为什么乐观？首先，我不会带着事前就知道注定要失败的想法去参加一场会谈。如果你去做事时怀着预感失败的想法，那结果真的可能会失败。所以你最好是怀着成功的希望去做事。我的确相信，去年9月份的共同声明，是我们经过艰苦工作，特别是中国代表团做出了巨大努力才达成的，他们每天早3时就起床对草案文本进行推敲。我们相信那确是个好的文件。我之所以保持乐观，因为我相信这样的逻辑――当DPRK研究文件时，他们会看到那对他们来说是个很好的交易。
问：能否请你谈谈这次会谈的主题，以及你对会谈的预期？
答：不应为会谈而会谈，新一轮会谈就是要贯彻2005年9月份的共同声明。我期望我们大家都来重读它，并保证它的全面落实。我们需要贯彻它，并要有具体的进展，取得可以衡量的进展。在11月27和28日的会谈中，我将这一想法告诉了朝鲜代表团，我们就一些具体的想法进行了讨论。DPRK准备就具体问题进行会谈。此外，在过去几周中，在此问题上，我们同中国同行的密切合作也是前所未见的。他们也相信，我们在新一轮会谈中能够看到具体的建议与进展。当然，这是一场相当艰难的磋商，我不想预言成功或表示乐观，但对下周开始的会谈，我们相信将能看到一个较好的前景。这将开始一个新的阶段，我们需要对共同声明的纸上谈兵，过度到对它的贯彻落实上来，因此，这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即开始讨论共同声明的落实。
问：DPRK是否向你提出了以核国家的身份参加会谈的问题，你对此将如何应对？
答：我不记得它是否提出了这个问题，不过，我记得，我告诉了他们，我们不认为它是核国家。它不是核国家，我们不接受它是核国家。我想中国与美国是持相同的立场，没有人会接受它是核国家。它试验核装置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决定，给会谈造成了伤害，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批评，我们要求于它的就是，要它承诺放弃这一类的核计划。我清楚地表明，我们对核俱乐部增加成员不感兴趣。磋商很可能会是困难。但是DPRK以它的核试验制造了这一困难局面，因此它就必须很认真地来创造一个新局面。
问：如果磋商最后以失败告终，美国会否动用武力？日前《华盛顿时报》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在加紧拟定对朝进行军事打击计划的准备。
答：我不知道它都写了些什么内容，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总统多次说过，我们承诺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承诺要与中国一道工作，来找到外交解决的方式。这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路径。
问：可你一定也注意到了，布什总统日前也做过这样的表示：如果发现DPRK转移核材料，那将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这话是否意味着军事打击呢？
答：那你认为“非常严重的后果”意味着什么呢？我想它意味着“非常严肃”的东西。让我对你说，如果有一天中国人和美国人早上醒来，发现基地组织或其他恐怖组织因为DPRK而手里有了核武，那对我们大家都会是非常严重的事件。你说不是吗？
问：那时美国将采取何种行动呢？
答：我想，我们总统的话是说了算话的；我想中国政府对此也会是极为关切的。我怀疑，如果DPRK真的向国际恐怖组织出售核材料的话，你是否能够发现中国和美国在需要采取什么行动上会有什么不同。我想对于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是会达成一致的。我对我们是否会出现分歧并不感到那么担心。
问：朝方屡屡要求解除金融制裁，他们是否向你提出了这一要求？在重开的会谈中，美方的立场是什么？
答：在10月底的三边讨论中，我们就告诉朝方，我们愿意讨论这一问题，我们同意成立一个双边机制，即工作小组来处理这一问题。但这个小组不是由我主持，是由美国财政部派出的，是一个单独的双边机制，下周在北京，它将与六方会谈同时，单独地讨论解除金融制裁问题。我们想解决这一问题。但至于能否解决，一方面要看朝方对我们说了些什么；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些法律上问题需要考虑，因为是发生在中国的澳门。对此我们与朝方进行了相当多的意见交流，朝方说，他们能够理解我们的立场。
问：日前，李肇星部长说，六方会谈的关键问题是，朝美缺少相互信任。而依你个人看来，取得进展的最大障碍又究竟是什么呢？
答：我对你们的外长是非常非常尊敬的，尊重他对形势的分析。但我不认为问题在于缺乏互信。我认为DPRK有着非常可怕的经济方面的问题，非常可怕的社会方面的问题，非常可怕的政治方面的问题。可他们却在制造原子弹。所以人们注意的焦点应该放在核武器问题上，而不是互信问题。如果只是个互信问题，那就好解决了。如果我们不先解决核问题，我们就不能解决互信问题。核才是问题所在。
问：但是朝方强调说，他们发展核武器是国家自卫的需要，是作为对美国侵略威胁的一种威慑。你如何消除他们对于国家安全的忧虑感呢？
答：我认为，你不要因为他说了什么话，你就必定得相信这些话。你对的是，他们确是这样说了：但你又是不对的，因为你相信了他们说的话。
问：可《华盛顿时报》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在加紧准备对朝进行军事打击的计划，这一报道不是更加深了朝鲜对美国威胁存在的确信吗？
答：《华盛顿时报》还有其他许多媒体，对于很多政府来说都是不信任的，包括对我们自己的政府。因此《华盛顿时报》对于DPRK的不信任是不足为奇的。问题是，DPRK是否想要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如果它想，那么它是可以同我们有良好关系的，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要想拥有核武器，就不可能与美国有良好关系。两者不可能兼得。
问：不知你是否注意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的讲话。
答：我没有留意，他是怎么说的？
问：他讲的是双重标准问题：大意是，核武器在好人的手里好像就OK，在坏人手里就不OK。他指出需要建立一个不是基于主观性判定之上的防扩散体系。不知你对这些看法作何评论？
答：是啊，世界上存在很多问题。有核国家，如中国、美国、英法和俄罗斯等，它们是否应该进行核裁军，国际上对核裁军是有讨论的。但这并不能，也无人认为，这可以成为像朝鲜这样的国家发展核武器的正当理由。DPRK真的是应该将精力用在其他方面，比如为它的人民生产更多的粮食。中国人民向朝鲜提供粮食；中国人民向朝鲜提供原油，提供汽油，但DPRK回报了什么呢？回报的是进行核试爆。我不能认为这是个很好的交易。
问：巴拉迪还在另一次讲话中说，鉴于有些国家拒绝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因此朝鲜进行核试是预料中的事。
答：对不起，我还没有读到他讲的这些话，由我来评论巴拉迪也不合适。我所需要评论的事实是，朝鲜现在的确面临着一些十分严重的问题（它不去解决），可是却坚持发展核武器。这有可能在东北亚造成军备竞赛，我想，这也是中国所不愿意看到的事。我认为，朝鲜发展核武对中国是没有好处的；对我们也没有好处；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要来关注此事。中国是个大国，美国也是大国，我们是有能力来说服朝鲜放弃核武器的。
问：你喜欢目前的这份工作吗？
希尔笑了，答道：那要看是哪一天了。10月31日在北京，我想这是一份很好的工作。
问：那你觉得这是一份更愉快的工作，还是更烦恼的工作呢？
答：任何时候只要你是在同核武有关的问题打交道，你都会有焦虑感。我着急的是，我不知道DPRK是否真的愿意放弃核武计划。这让我感到忧虑，这是我最大的关切。说到是否满意，我相信，中国和美国在解决世界上的很多问题上可以一道工作。对我来说，最大满意的就是，当我们努力解决DPRK这个棘手的问题时，它也可以有助于美中两国更紧密地一道合作，在其他更重要的问题上取得成功。那就是让我能够感到满意的最大源泉。
问：我一直好奇地想，当你会谈时面对一些棘手和困难的问题时，是否有时也会有忍不住发火的时候？
答：只是当我的板球队输了球的时候我才会大为光火，因为那时我会感到非常地沮丧(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但是在谈判过程中我从不发火，因为重要的是，在磋商中你有必要保持思路清晰，逻辑性严密。但有时你也有需要表示出你的气愤，而不是总是表现得极为耐心，如中国代表团就总是劝我要多些耐心。我就回答他们道，你们最好是能少一点儿耐心。
问：那么说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你就从来没有发过火了？
答：我所能记得的只有一次，那就是去年8月份，各方就共同声明的文本已经达成了共识，可一个小时后，DPRK代表团却突然从原来立场后退，对我们说，他们改变了想法，他们得回到平壤进行协商。而我不喜欢在同一问题上反反复复。那确曾令我十分沮丧，我很担心这次成果是否又告吹了。但幸运的是，他们9月份返回后，表示同意接受文本。这才于9月19日发表了那份共同声明。那是一次真的曾令我感到忧心忡忡。但总的来说，尽管谈判期间非常紧张，压力很大，但各代表团都一道工作得相当好。我与中国同行武大伟也处得非常之好。我想，在与DPRK磋商对手打交道时，对他们表示尊重也是很重要的，而我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这时库恩插话问道：在谈判中是否有激动人心的时刻呢？
答：当然，当我们通过了共同声明那一刻，我是相当激动的，相当高兴的。这是北朝鲜第一次向各方表示出愿意放弃核武器。
问：能否谈谈你对朝鲜代表团团长金桂冠的印象如何？
答：噢，我们还要坐在一起谈判呢，谈对他的印象不合适吧。
问：那就只谈谈他的外交风格与外交技巧怎样？
答：很显然，他很专业；很富有外交经验，在核谈判方面他比我有经验；这就迫使我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工作，在与他会谈前我不得不做好我的家庭作业。
问：在打交道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不快的事呢？
答：我想重要的是，对这些事情你不能个人化，不能感情用事；你得理解并掌握大的问题所在。在实际磋商中重要的是表达得清晰明白，而不能生气发火，不能带着一种消极情绪。
问：你能否谈谈与中国同行的合作，在六方会谈中中国起了怎样的作用？
答：在六方会谈中，我们同中国同行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在过去的几周里，可以说，我们的合作是前所未见的。我们对要取得一个什么样的成果都有着清晰的理解，我们的目标相当接近，我们的明确观点就是要取得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中国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与朝鲜的外交十分活跃，有着直接接触。我认为，中国对朝鲜是能够有说服力的。我不怀疑他们已强有力地向朝方表明，这轮会谈非常需要取得进展，现在到了需要做些具体事情，并有所进展的时候了。
问：你对中国同行武大伟，中国外长李肇星的印象如何？
答：我对中国外交部官员们持有高度的敬重：他们都非常专业；特别是在六方会谈的过程中，中国代表团在武大伟的领导下工作是那么刻苦努力，不辞辛苦地草拟文件。他们得了解对每一个代表团来说，哪一部分在它看来是最为重要的，然后再把各方的意内归纳到一起，形成一个文件。这无疑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因此我对他们怀着高度的敬意。我喜欢我的同行武大伟，还因为我们可以分享幽默感；我们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们有时在一起讲些笑话。但这对翻译有些困难，因为有些好的笑话是很难翻译出来的。只有一件事可能是不值得称许的，那就是他还教我如何吸烟。（我们听了都大笑了起来）
问：我注意到，你曾经表示，你可以前往平壤访问。这是个很好的建议，但我很想知道，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是否事前征得了国务卿赖斯和布什总统的同意与支持呢？
答：事实上，这个想法一提出时，就得到了正面的评价。但麻烦的是，DPRK宣布它不放弃核武器，除非我们向它提供轻水反应堆。因此，正面评价也就变得不那么正面了。
但我并不排除在将来有成行的可能性。但DPRK首先得认真地考虑放弃核武器才行。当他们还在制造核武器时，我是不会前往那里的。如果他们认真地考虑放弃核武，并参与国际社会，前往平壤访问仍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问：但是你不担心来自国会山和五角大楼里的强硬派们的反对吗？
答：美国一个伟大之处就在于，人们可以对事务持有很多不同的见解。如果你向五个美国人提问，你有可能得到6个不同的答案，因为我们是个拥有多元观点的社会。但我可以向你保证，当我参与谈判时，我是得到了赖斯国务卿与布什总统的充分支持的。
问：你们驻台湾办事处处长杨甦棣不久前试图向台湾当局强加一个向美国采购武器的时间表；并威胁说，否则美国可能会重新评估其对台承诺。他的话引发了台湾反对党和人民的强烈反弹。人们批评他的言论像是位总督，而不像外交官，并要求美国政府将他召回。对此，不知你会对台湾人民作何解释？
答：我很高兴你能这么关注台湾人民的想法，这可是个好迹象。你这么关心台湾人民，对此，我真的很高兴。但我可能会让你失望，因为我不想在台湾问题上制造新闻。我们奉行的是一个中国政策；我们承认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大使馆是设在北京的。我们是在“一个中国”政策的指导下；是在“三个联合公报”的指导下；也是在“与台湾关系法”的指导下行事的。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不管你今天问我多少问题，我都绝对不会改变我们这一政策。
听后我们都笑了起来。
问：但美国政府为什么那么急切地一定要推动台湾购买美国的武器呢？
答：对这些问题，我们的政策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我不想再额外添加什么了。我们是在“与台湾关系法”的指导下行事的。我们相信，台湾有着它需要应付的问题。至于如何应付这些问题，我不想向他们提什么建议。但我们确信，重要的是，对于大陆，对于台湾，双方应该努力开展对话，解决问题。我很高兴看到，近来有更多的大陆游客去台湾旅游。我鼓励你也去一趟。
问：可是美国为什么又要反对欧洲对华武器出口解禁呢？
答：我想我们已经明确表示，这一问题是欧盟自己的事。其实，这已是一年前的事了，现在已经不再成为问题了。
问：现在真的不再是问题了吗？
答：是的，我们同欧盟举行定期讨论，讨论我们同中国的关系；也讨论我们如何看待东亚局势的发展。我们鼓励欧盟关注东亚；我们希望看到欧盟在东亚有更多的存在。欧盟对中国的庞大市场感到兴趣，这当然是好事；但它们的兴趣应该更为开阔些，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对欧盟的做法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出售武器，我们认为欧盟没有必要卷进来，看不出他们改变既定政策的理由何在。但这是应由他们自己来决定的事，而他们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即不改变既定政策。
问：看来，你对中国的了解要好于一些国会议员和五角大楼的官员，我很想知道，一些来自国会和国防部的保守派和强硬派为何对中国怀有那么多偏见，你认为这些偏见源于何方？
答：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又离美国如此遥远。所以对有些人来说，了解远方的事务有些困难。我想，如果中国有一些人对美国同样地怀有偏见，我也是不会感到奇怪的。因此，我想，关键是要努力进行沟通交流，更多地进行对话，我们很高兴有那么多中国青年到美国来学习。我相信，他们学成回国会做出贡献的，也有益于帮助中国人了解美国。同时我们也愿意有更多的美国人到中国去，也起同样的作用。有些时候有些人认为中国在经济上更加强大了，对美国是个威胁，他们是在夸大。如果你访问了中国，就能知道，虽然中国取得了非凡成就，但中国仍面临着许多有待解决的挑战。如果你实地接触了中国人就会看到，他们像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有好的观点，也有差的观点。所在重要的是要在中国呆上一段时间，而不是蜻蜓点水式的，那你就能看到，中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国度；那时你就不会对中国怀有成见，而是会敞开胸怀地了解中国。这同样也适用于美国，不要仅从华盛顿的角度来评判美国，而要走出去，看看其他地方。
问：你认为美国媒体为什么对中国有那么多的负面报道呢，如与美国在非洲争夺石油资源了等等？
答：你知道，首先我想说，我们的媒体是非常自由的，人们有权力说他们想说的话。我们不能告诉你他们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媒体中有些人认为非洲的一些国家有些严重问题，如人权问题之类的。因此他们就质问，为什么中国要与这些国家发展关系呢？中国这样做是明智的吗？是为了伟大的友谊呢，还是仅仅对那里的石油感兴趣？他们有很多的疑问。但总的来说，如果有人在非洲生活过两年，他们就会认为，中国对非洲感兴趣是件好事。非洲需要帮助，而在我想来，中国能够提供这种帮助。对像我这样在非洲生活过两年的人来说，我欣赏中国提供的援助；我们美国也在提供帮助，而我认为我们都应该做得更多些才对。
问：我注意到赖斯国务卿在不久前曾表示过这样的意思，鉴于当前各方的良好合作势头，可以六方会谈为起点，考虑在东北亚建立一个共同安全机制或架构。不知各方对此提议的反应如何？
答：我们正在努力就此进行对话，与包括中国讨论建立一个更为扩展的安全机制。比如不久前在吉隆坡举行了一个会议，就包括加拿大在内的10个太平洋沿岸国。与会各国就对共同安全机制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如果你看看欧盟多层次的安全合作，他们做得相当好，我们不得不给他们以高分。因为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德国和法国将过去长期的战争恩怨与不信任抛诸脑后，从而成为欧盟的两个支柱。但在亚洲要达到这一目标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问：那美国是否有什么具体的设想呢？
答：还没有具体构想。但我们对推动对话感兴趣；可以说中国对此也颇有兴趣。这件事是我们可以共同来做的。
问：日本对此态度如何呢？
答：日本也感兴趣。但我们得努力将历史问题置诸我们的身后。但我想有时候，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在有关历史问题上存在着困难，难以说服人们将其抛于脑后。如果你了解欧洲历史的话，就知道，当初德法关系也曾同样面临过严重困难。所以我想，日本新首相对北京的访问是非常积极的，我们非常高兴。因为我们希望日本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当然，我们也清楚历史问题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问：但是在去年美日的2加2会议上，两国将台湾问题纳入到了两国的共同战略目标之中。这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对此不知你作何解释？
答：让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就知道，美国和日本在确保台海和平与繁荣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你可以回想，当中国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时，那时局势紧张，很紧张。现在，我想，就不那么紧张了。当然台北现在出现的（内部）紧张是另外一回事。但在一年半以前是相当紧张的，而我们并不想让局势紧张，没有人想要那里的局势紧张。
记者插话说：有一个人，那就是陈水扁，他一直想通过制造紧张局势来谋取政治得分。
答：但我们和日本都不想看到那里的紧张局势。你看到自2005年春天以来，局势已经好得多了。
问：你如何评价当前的中美关系？
答：当前的美中关系非常好。而非常好的原因来自于上面。两国元首经常见面，此外两人还经常通电话，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而这种高层的良好关系对于我们其余的人来说有着积极的影响。赖斯国务卿就很珍视她与李肇星外长的关系；我也很珍视同武大伟副外长的关系。一句话，我们有着很好的关系，我们一道讨论并共同解决一些棘手问题。我们的合作是很密切的。我想，我们今天的关系，并不是建立在言谈和标语口号上面的，而是建立地真正地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现在正在一道解决朝核问题，而且我们能够解决它。我相信，中国和美国一起，我们是可以解决任何问题的，尤其是这个核问题。回首我们过去在朝核问题上合作的事实，我们有理由感到满意的。
问：可是布什总统将克林顿时期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改变为“建设性合作关系”，你认为这是进步了呢，还是倒退了呢？
答：我不想进行比较，不想评论说，本届（美国）政府做的是对的，上届（美国）政府是错的。我只是告诉你，在连续七届美国总统的任期内，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一直是在成长着的。我想说，当前的中美关系像以前的一样好。如果现任的关系是向积极的方向发展，那么下一届总统也会继续这一趋势，两国就能一直保持良好关系。
这时，库恩先生希望希尔最后能对中国的读者讲几句话。
希尔说：美国和中国之间对世界事务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观点，比如说在一些非洲问题上，在某些人权问题上。但是我们还有更大的利益需要我们来共同工作，比方说，我不仅负责中国事务，还负责东南亚事务。有时候就听到有人说，中国要将美国的影响从东南亚排挤出去；但我并没看到这一情况发生。我想，中美两国可以在这些领域里一道合作。所以，美国现在和中国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我从不会忘记，中国的胡锦涛主席到西雅图的波音公司工厂里看望工人时的情景。这些工人身穿工装迎接胡主席的到访。他们很高兴地欢迎来自中国的客人。看着美国工人欢迎中国领导人真的让我很受感动。我想，中国人民看着他们的主席受到美国工人的欢迎也会很受感动。美国工人也像中国工人一样需要工作，需要通过工作来养家糊口。因此我想，我们的共同利益要远多于分歧点。
问：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谁在对华政策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是国务院还是五角大楼？你本人的建议对美国的对华决策会发生多大的影响？
答：最重要的对华政策决策人当然是布什总统本人；在对华决策中处于第二位的人物是赖斯国务卿，她具体地负责外交事务。所以，我想赖斯的见解对两国关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问：那么赖斯是否会采纳你的对华政策建议呢？
答：这你就得问她本人喽。不过，我每天都要见她，包括今天上午还见到她；昨天见了两次面。我们之间有非常非常好的关系。
问：那么谁会接替离任的副国务卿佐立克来主管东亚与中国事务呢？
答：一旦你打探到确实消息，请先来告诉我好了。
他的话引得我们哄堂大笑。(责任编辑：梅智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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