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高选举刚刚结束，紧接着又是一连串与政治有关的“法律”案件开始上演，包括台北地院法官在审理陈哲男案后，发现检察官竟未将吴淑珍、余连发涉及烨隆、烨联、联钢炒股案起诉，因而要求重新侦办；“国务机要费”开庭，吴淑珍出庭不支送医；以及民进党“立院”党团要求对“总统豁免权”问题“释宪”；以及高雄“走路工”疑案进行侦办等。这些案件已显示出台湾政治斗争的主轴，已由选举转向了“法律”。

　　近年来，台湾政治斗争日厉，选举和“法律”这两个主轴总是交替在上演。由于选举和“法律”斗争都涉及语言，因此这些无休无止的斗争，其实也是语言和语言表达方式之斗。就以目前正在上演的这些案子为例，即可看出：

　　陈哲男贪腐案，在起诉时独漏吴淑珍、余连发等人的炒股案，一般的说法是“检察官吃案”，而在“法理”上，则是指检察官面对庞大的“司法文本”(指犯罪证据、证人口述后所呈现的语言文字网络)，在裁量上做出了受到政治干扰的判断，因而做出“选择性的起诉”。苟若如此，则是“司法”已成了政治的延伸战场，这也等于是“司法的政治化”。

　　而“国务机要费”案开庭，吴淑珍不支送医，承审法官一再催问。这种被告在出庭时昏厥之事，法院常见。但在此刻的台湾政治气氛下，吴淑珍不支这种“身体语言”，却被赋予了“表演”的意含。敌对者咬定这是演戏，因而宣称“她又来了”，而挺扁一方则见猎心喜，指控法官及对手“没有人性”。过去这段期间，吴淑珍的“身体悲情牌”确实在挺扁问题上起了极大的作用，在这样的脉络下，法庭的审讯因为有了这段“身体语言”，当然也就成了双方的语言斗场。

　　而最值得讨论的，当然仍是民进党“立院”团要求对“总统豁免权”的“释宪”，以及根据同样策略，被告律师团在“国务机要费”案开庭时的攻防表现了。所有的“法律”，都由常识性的描述语言如“国家安全”、“国家机密”，以及语意被限定的“法律”语言所组成。而这次的声请“释宪”案及“国务机要费”的被告律师团，他们的整体策略，就是意图透过扭曲“国家安全”、“国家机密”、“解职”、“诉究”等语言概念，一方面要扩大“国家安全”、“国家机密”的语意，另方面则是要缩小“解职”和“诉究”的语意，俾达到为陈水扁及其家人亲信解套之目的。

　　因此，有关“豁免权”的声请“释宪”案以及律师团在“国务机要费”案开庭时的表现，实在非常值得做语意学上的探讨和分析，他们以“安全”和“机密”为由，主张陈水扁可拒绝接受侦查，包括提供数据；他们主张所谓“总统职位”要包括“总统”的职务身份及全部的行为。他们认为所谓“不得诉究”，是不得被侦查、起诉和审判。其目的是要藉此压缩“宪法”第52条的条文：“‘总统’除犯内乱、外患罪外，非经‘罢免’或解职，不受刑事上追究。”扭曲成“唯有经‘罢免’或解职，才接受刑事上追究”，一方面要让被起诉的“国务机要费”案变成“违宪”，另方面则要藉“程序上暂时豁免”，达到“实体上永久豁免”之目的。

　　由所有的这些手段，已可看出他们扭曲语言及文字的字意，或者使字意扩大，或者使字意缩小，完全依目的而随意变动语言指涉的本领。

　　而除了上述案例外，目前正在侦办的高雄“走路工案”，它之特别值得注意，乃是近年来由于台湾的“司法”已被高度的政治化，这种司法的政治化，当然也就鼓励出政治上不择手段也要成功的“成功主义”，人们多半也都相信“司法力量会在成功者的门口止步”。反正“司法”上多缝隙，只要没有确凿不可移的证据，任何事情都有充分闪躲、狡赖，甚或可以辩护的空间。

　　而事实也的确显示出，台湾选举尽管不择手段，但事后也几乎毫无例外的皆云淡风轻般掠过，永留疑窦在人间，也更鼓励着后来的不择手段。在这样的脉络下，高雄“走路工案”，就格外需要追究到底，而不是一句含糊笼统的“选举贩子”，就可结案的。

　　近年台湾在选举“司法”问题上，充斥着许多含混的语言概念来做为犯罪与否的缓冲，“选举贩子”就是个似是而非的说法─有谁会在没有别人指使下自己花大钱为某人买票呢？“选举贩子”是台湾政治“司法”上的卸责概念，它不应是“走路工案”的终点，反而应视为起点，追究手机的通联、资金的流向，这起不是那么复杂的案子，也才有真相大白的可能，并让不择手段者诫！

　　因此，综论北高选举后陆续登场的这些“司法”案件，我们已可清楚的看出，选举与“司法”早已是台湾政治斗争的两根主轴，而语言及表演则无疑的是其特点。当“法律”已成为另一种语言游戏的斗场，这多半就是恶兆的扩大。这种情况实在值得台湾法界警惕啊！（台湾《中国时报》(内容有删节)作者：南方朔）

　　来源：中新网查看/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