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评估孕育“双胞怪胎”

　　特约撰稿／熊丙奇

　　最近，一些大学为闯过本科教学评估关，而进行“评估造假”——造假论文、假教案、假规章、假试卷——以此通过教育部门评估的消息，引起各方关注。教育部出来说，评估造假，不是评估的错，这反映出的正是部分高校管理的混乱；学校出来说，当前评估泛滥，学校迎接各类评估苦不堪言，所谓造假，实则是逼良为娼，此犹如学术腐败；教师出来说，造假从评估一开始就出现了，谁不知道评估就是造假运动，就是认认真真走过场，踏踏实实说谎话，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社会公众出来说，教育造假，为师者组织学生造假，是比没有评估更坏的结果，无益于教育、受教育者不说，更破坏了道德底线，丧失了大学精神，贻害无穷。

　　在笔者看来，评估泛滥与评估造假，实则是双胞怪胎，而孕育这双胞怪胎的，是行政办学思维下的高等学校管理，将评估异化为权力手段、资源手段、利益手段，明知评估无助于办学质量提高，明知评估中形式、过场甚多，却任由其蔓延。

　　在评估组织者的眼中，评估是巩固权力的“手段”，也是落实自己制订文件、召开会议精神的“抓手”。评估之所以在中国教育界有广泛市场，根源在于没有规范的教育拨款体系，教育资源的配置权被牢牢地掌握在政府部门与学校的领导手中，领导的喜好可以轻易左右一所学校、一个机构拥有的资源。而行政性的评估、评审，则是领导强化自身行政权威的一个手段。谁在评估中更听上级领导的话，谁更能搭准上级领导的脉，谁就可以获得更多资源。因此，相对于评估起到的对教育的实质推动作用而言，一些领导更看重评估的“行动”。

　　评估还是评估方和被评估方获取资源的共同“武器”。近年来不少评估，是为了获取资源而开展的。这种“目的”，就无法回避“没有失败的成果鉴定”、“没有失败的项目评估”的结果。项目制，是当前十分流行的高校资源配置方式，没有新的项目，就难以得到新的经费、新的资源，因此，开设新的建设项目、建设工程——从教材到课程，从学科到基地，从本土教师到海归人才——自然就成为从政府主管部门到高校人士十分关心的头等大事。而所有新项目、新工程中，属于评估性质的占了相当比重，而即便不以评估为核心内容的项目，从项目开展的程序“完毕”上说，评估自然也是不可缺少的，没有评估的项目，是不可能被立项的。于是，各类教学评估评审项目、研究评估评审项目、人才评估评审项目，纷纷出台上马。而各类评估项目，也将以皆大欢喜告终，否则，如果得到否定的评价结果，钱也就打了水漂。也正是由于如此，在被评估的当事者看来，评估在很多时候也不失为帮助自身解决问题的办法。

　　评估更是评估方和被评估方展示成绩的共同“舞台”。在评估组织者那里，评估工作不但可以体现自己的工作，更可以展示相关的成绩——评估出的成绩，不是反映出生动活泼的教育景象吗？很显然，这又一个评估出发点，不可能评出那么多差的、不合格的学校——如果有那么多差的、不合格的学校，怎么向公众交差呢？事实上，评估者难道不知道有造假行为么？难道不知道怎样可以有效杜绝造假么？——不进行集中的走马观花的文件阅读、高调的“现场调查”可不可以？能不能不通知学校，“突然袭击”就到课堂到学生中实地听课、实地调查？——笔者曾经与一主管部门官员沟通说，现在不少高校上报的教授上讲台数据是有很大水分的，他们说我们知道，学校对内对外是“两本账”；笔者还曾经与一主管部门官员沟通说，不少高校的就业率是虚报的数据，他们说，我们自己流行的话就是“水得像就业率”。“可我们能主动出来说出真实么？不可能。这不是自找麻烦吗？谁愿意承认自己分管的一块工作业绩不好呢？”

　　来自行政评估组织者的这般心理，也就助长了学校的行为。其实，虽然众多高校的领导们，说起迎接各类评估来，总是一副“苦不堪言”的样子，诉说自己的精力大半以上被各种评估牵扯了进去，但是，往往也是这些领导们，无不把各类大大小小的评估、评审结果，作为了自己最亮的业绩、最好的政绩——而且，相对于一本正经的“建设”，应对评估是更容易的事，似乎脸皮厚，胆子大，甚至彻底忘记为人师表的身份，一切都好办——重点学科多少个、优秀博士论文多少篇、精品课程多少门、本科教学评估优秀，都高调地在各种场合宣讲。要不是有这些评价、评审，中国大学不是多了几分寂寞，少了几分精彩？评估真少了，又拿什么来展示教育办得很成功呢？

　　当评估成为巩固行政权力的手段，成为展示政绩、业绩的舞台，成为捞取资源的武器，势必会导致评估的泛滥和评估的造假。只有把教育的评估、评价回归到有益于教育、有益于受教育者，把大学回归其办学单位属性，才可能减少行政性评估，才可能杜绝“认认真真走过场，踏踏实实说谎话”的荒谬景象。（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李培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