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从来不缺乏幽默感。每逢节假日,或嘲讽或暗喻或针砭时弊总能让人会心微笑的短信在手机间飞蹿。餐桌饭局上,各种充满幽默感的段子已经成为调剂的“开胃菜”。不过,仿佛戴着孙悟空的紧箍咒,充满恶搞意味的段子基本局限在私密空间,无法真正在公共空间流传。
其实,在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之前,“恶搞电影”在网络上早具规模。但为何偏偏是胡戈,偏偏是今年1月份,《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当然,不可否认互联网给胡戈提供了平台。不可忽视的是,事发时,电影屏幕正值被第五代导演垄断,《英雄》、《十面埋伏》大肆宣传、炒作之后,满心期待的观众却看到了阵容豪华、场面恢弘的苍白故事。观众笑场,反而被自我陶醉的人斥为“素质低”。强烈的失落感,加上垄断者对观众的傲慢,两次的历练已经对公众形成一种压迫,也因此铺垫了公众对大片的共识。当观众再次遭遇《无极》,虽然《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只是胡戈对《无极》的个人诠释,却得到了众多网民的认可,这应视为观众以娱乐的方式反抗电影霸权压迫发出的一声怒吼。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最大的意义在于,它赋予恶搞正当的身份,将其从私密空间推向了公共空间。随后的恶搞风潮,只不过就是带娱乐性质的思维方式在社会大众间扩散延伸,并逐渐形成一种恶搞至死、大众狂欢的新大众文化。
其实,恶搞文化、戏仿文化始于西方。在西方,恶搞是一种普遍的、带有娱乐性质的思维方式。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消解统治话语所造成的压迫感。但随着言论自由的普及,它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带有娱乐性质的思维方式,在文化、政治方面的冲击力已经大部分瓦解。因为我们一直身处封闭的社会语境,当恶搞走向公共空间时,它就显示了更强的文化冲击力。恶搞产生于娱乐领域,综观全年的各种恶搞,基本局限在电影、文学领域,网民对题材的尺度把握拿捏得还是比较平衡。因为恶搞不断,各方面的容忍度也不断受到试探。
尽管冷不丁有经典电影被恶搞,与馒头所不同的是,这些只不过是单个个体的行为,并未得到网民的一致认可。也不必大惊小怪,因为这并不意味着红色经典在大众心中的地位受到动摇。对于恶搞,社会公众仍具有理性的判断能力。比如,一份网络调查显示,大部分网友不同意恶搞西游记,就显示了公众具备维护他们心目中的经典的理性和能力。
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恶搞是每个人的权利,是另外一种自由创作。“恶搞”有创意,我佩服你;“恶搞”纯粹是低级趣味,我鄙视你。借用一句流行语,就是“尽管我不同意你的恶搞,但坚决捍卫你恶搞的权利。”(罗爱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