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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郑卫东恢复了原来的生活，打理他的面馆生意
8月22日，郑卫东拿着取保候审通知单走出看守所 本报资料照片 记者 王警 摄
人物速写
姓名：郑卫东
性别：男
年龄：38岁
籍贯：河南
职业：刀削面馆老板
语录
“我恨他们，就是要抓住他们，我一点都不后悔。”
“抓贼没错，但太冲动，要是真给我判了，全家都完了，我不懂法嘛。”
“我看见小偷还是有气，还是会抓。能管就管，管不了，报警。”
专家推介语
从法律理性出发，郑卫东持刀砍贼的行为属于“以暴制暴”的私力救济行为，早已为法律所禁止。但是，这种明显违法行为在公众中引发的同情，足以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和认真反思。国家机关应该以此为鉴提供更加便捷、安全的公力救济手段，也可以尝试吸收民间力量维护社会治安的制度性建设。（法学研究者张西安）
报道回顾
2006年8月9日《砍倒偷车贼失主静候民警》2006年8月10日《持刀砍贼：正义的错误行为》2006年8月11日《重视不够VS警力不足》2006年8月15日《“刀砍窃贼”的悲剧结局》2006年8月23日《砍贼的郑卫东被取保候审》
12月初，位于西安市环城南路的碑林区临时劳务市场正在装修，昔日的顶棚已经拆了，看起来更像个大操场。但来找活的工人们依然大片大片聚集在此。他们顶着寒风，一边缩着身子跺着脚，一边焦急地等待着招工的老板。
“2006年8月8日，
永生难忘”
“郑卫东？不知道。”几位等活的工人听记者提起这个名字，都是一头雾水。但是，近4个月前的夏天，引发市民激烈争论的“砍贼事件”就发生在这里。
8月8日，第四次来这个临时劳务市场招小工的郑卫东，将一名在此偷车的窃贼砍伤。在砍贼的第二天，他被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文艺路派出所刑事拘留，涉嫌罪名是故意伤害。直到8月22日，因证据不足，他被取保候审。
“2006年8月8日，这一天，我永生难忘。”郑卫东说。
他说自己砍贼的理由很简单，只因为他前三次来这个劳务市场时，不仅自己的电动自行车在这里被盗，还两次在这里见到其他市民自行车被盗后难过的表情。所以，当他第四次来到这个劳务市场时，怀揣一把菜刀，决定只身一人抓贼。
郑卫东砍贼被抓一事经本报报道后，在读者中引发热议。在激愤情绪中做出的偏激行为，却引起了相当多人的同情与赞赏。在网上，甚至有人送他“郑义士”这个称谓。
砍贼4个月后
为生活忙碌着
11月30日中午11时许，记者再次来到郑卫东和妻子魏兰花经营的刀削面馆。当时正赶上饭点，10平方米左右的店面坐满客人。郑卫东站在门口，忙碌着。他戴了顶红色棒球帽。帽子是从看守所出来后，魏兰花买给他的，“出了这个事，红色避邪，而且在看守所里剃光头，我不习惯。”帽子郑卫东一直戴着，一直戴到鬓角也长满头发。“出来后，还没理发呢。”
记者上前和郑卫东打招呼时，他先一愣，盯了两秒钟后，立即伸出油乎乎的右手，“呀，兄弟你咋来啦？吃了没，给你下碗面。”伴随这句问候，是一阵爽朗的笑声。
这是记者第一次见到郑卫东脸上有笑容。8月份，不论是被刑拘还是取保候审，郑卫东的表情除了痛苦就是严肃，好像一个随时准备慷慨赴死的斗士。但在这次采访中，不论聊什么话题，笑容都时不时挂在他脸上。就连接电话时，郑卫东也微笑着用河南普通话说：“不好意思，现在太忙，俺们不送餐。”
和记者打了个招呼后，他又忙了起来，“不好意思，你先坐……”郑卫东一边低头找钱一边说。他很忙，忙着招呼客人、撕票、收钱，吩咐店员收拾碗筷。魏兰花也是从隔壁的操作间出来微笑着点个头后，赶紧转回去，忙着捞面，浇臊子。
8月份，在郑卫东“砍贼”前，他和魏兰花在相隔不远的地方经营着刀削面和炒菜两间饭馆。他被刑拘后，魏兰花一人实在太累，而且“也不知道卫东将来是个啥结果”，便将卖炒菜的饭馆盘出去，独自支撑面馆。那时，中午不论多忙，只要记者来采访，她都会放下手中的活，说她的丈夫。
如今，夫妻俩共同经营这间店，每天早上7时起床，到菜市场进货。从中午一直忙到下午3时后，魏兰花回家照看孩子。郑卫东则等到晚上9时许，才关门收摊。“有时打扫卫生，回家都11点多啦，累得光剩睡觉了。”
除了身份
生活已回到正轨
问起郑卫东现在的生活状态，他轻松地脱口而出：“一切都正常了，跟进看守所前一样。”
在看守所时，郑卫东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那时候都快疯了，都不想砍贼到底对不对，光想以后该咋办。”他说，“一天到晚都想要是判刑了，你大姐（魏兰花）、俩娃、老母亲该咋办？”
那时，他说自己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在里面，我整整瘦了十斤。”他伸出10个手指比划着。
8月22日，失去自由半个月后，郑卫东取保候审，从看守所到回家的路上，他一直手捧着那张取保候审通知单，机械地死死盯着，想把上面的每一个字都记清楚。但当记者再问起那张单子时，郑卫东已记不得把它放在哪儿了，“上边都写的啥？好像就是说我被取保候审，还有注意事项吧。”
取保候审前两天，郑卫东71岁的老母亲独自一人从河南老家赶到西安。她去了派出所，但没有见到儿子。等郑卫东出来后，母子一见面都哭了。“不光是俺妈，全家人都哭了，俩孩子见我回来，抱着我都不放手。”
从看守所出来后的三天里，郑卫东把自己关在家闷着，哪儿都不愿去。“心里还是乱，没底，害怕哪天再进去，害怕再失去家人。”三天后，他回到面馆干活，但仍然心不在焉。“好几次收钱算错账。”
然而，时间却是最好的止痛剂。经过家人、朋友的不断劝慰，郑卫东渐渐想清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能从看守所出来，就证明没事了。“我又回到了生活的正轨，就像拐了个弯，又走上正道了。”郑卫东说，
出事后，郑卫东觉得亏欠家人太多，他刻意承担起更多家务。“以前对孩子关心太少，现在没事就教育他们好好念书。”当问他都怎么教孩子时，郑卫东笑笑说：“我没文化，但我反复强调，将来不论干啥都要守法，不敢冲动，要不然又进去了。”
然而，他想和4个月前的生活诀别，却是完全不可能的。对郑卫东来说，还有两点让他放心不下，一是怕小偷伤好了报复，他不得不防。
二是那个取保候审的身份，“总是留着个尾巴，不彻底嘛。”11月底，因为老家房子漏雨，魏兰花回河南帮忙修房了。这个本应由儿子来完成的工作，郑卫东却“有心无力”。“取保候审不结束，我不能离开西安，还要随时准备接受警方传唤呢。”
“我做的事，
应该有价值吧”
再回头看自己砍贼的行为，郑卫东的心里起了微妙变化，话“软”了。
“我恨他们，就是要抓住他们，我一点都不后悔。”这是8月8日郑卫东在文艺路派出所候问室内，撂下的一句狠话。
如今再说起，郑卫东会先强调砍贼是迫于形势危急。“那几个小偷都拿着东西逼上来，我要不砍，自己就交代了。”随后，才会接上一句：“抓贼没错，但太冲动，要是真给我判了，全家都完了，我不懂法嘛。”
“我能出来，证明法律还是公平的。”但即使是面对外人，郑卫东也不避讳被刑拘的事实，他觉得因为砍贼被刑拘，不算人生的污点。可魏兰花却仍对丈夫被刑拘耿耿于怀，她反复念叨：“卫东替人家抓小偷，自己却被关了半个月，我想不通。”
“我的行为就像武侠小说的英雄一样，路见不平，行侠仗义。”说这话时，靠在椅背上的郑卫东猛然直起身，但又立刻靠回去，“不过我也寒心，失主到现在连个感谢的电话都没有，我为了谁嘛？”
当记者问郑卫东如果再遇上小偷行窃，是否还会抓，他没有考虑就回答：“会，我看见小偷还是有气。”但立即补充，“能管就管，管不了，报警。”
取保候审后，郑卫东又去了一次劳务市场，纯粹是故地重游。那次，他并未发现市场里有偷车贼，“肯定因为我砍了贼，警察也重视了，小偷害怕，跑了，”他解释说，“从这一点看，我做的事应该有价值吧。”
见义勇为联盟：
我们和他不一样
除了“孤身作战”的郑卫东，在西安还有一些市民自发组织起来，成立了民间反扒组织，见义勇为联盟便是其中一支。12月3日中午，联盟的十余位成员到医院看望了一位因见义勇为而受伤的市民，匆匆吃完饭后，下午他们又开始行动了。
这个成立于今年7月份的联盟，目前有四十余位成员，“碰碰”是发起人之一。虽然都是抓贼，但对于郑卫东因砍贼被刑拘的事，“碰碰”只略知一二。评价郑卫东的行为，“碰碰”觉得：“他见义勇为抓贼我很佩服，但我们和他并不是一路的，手段不一样，观念也不一样。”他坦言，联盟从未和郑卫东联系过。
虽然未明说，但“碰碰”认为郑卫东抓贼、砍贼是典型的报复小偷的行为。“就像不少申请加入我们联盟的市民一样，刚开始都热血沸腾，就因为他们被偷躁了，想抓住个小偷，狠狠报复，如果抱着这种心态，联盟是绝对不会允许他加入的，我们不应该用错误的方式去惩罚错误，这是恶性循环，”他说，“联盟抓贼过程中，成员只能带防身的伸缩棍，而且必须是在受到攻击的情况下使用，其他进攻型器械绝对不允许携带。”
“碰碰”说，见义勇为联盟抓贼的目的，不是为了抓贼而抓贼，“而是通过自发抓贼的形式，唤醒更多市民的热情。”
一座城市“对付”
盗贼的努力
郑卫东因砍贼被刑拘经本报报道后，引起市民热议，绝大多数人对郑卫东的行为予以支持。有人认为，市民支持郑卫东的背后，反映出大家对社会治安现状的不满，对小偷猖獗的愤怒。
为了“对付”猖獗的小偷，各区县的相关部门根据西安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以“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方针展开工作。不论是安装电子眼，还是将警铃安装到户，都体现出大家为同一目标努力着。
除了提高设备外，警民合作共治也在不断探索。12月7日，未央区成立由350名市民组成的专业群防队；12月5日，公安雁塔分局局长与“见义勇为联盟”成员座谈，并高度赞扬其行为，这些都反映出警民合作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然而，隔阂仍然存在，尤其在抓小偷问题上，很多市民都觉得警方对小偷惩治不力，抓进来又放出去。对此，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柏树林派出所所长魏随康认为，许多涉嫌盗窃的嫌疑人被送到公安机关而最终未能被判有罪，有客观原因。“小偷小摸的未成年人，要从轻处理；有些案子有赃物，没有失主；有些小偷并未人赃并获；还有些小偷被送来时，已让市民打伤，不够拘押条件，”他说，“而且，警力毕竟有限，不可能把所有力量都投入抓小偷。”
同时，这位基层派出所所长坦言，信息不通畅也是造成了隔阂的主要原因。“市民见义勇为抓住的小偷交给派出所，我们应该及时反馈处理情况，就是没处理也要向市民说明理由，不能让市民觉得把小偷交给警方就没结果了。”“只有警民合作，才能最大限度解决问题。”魏随康强调。为此，碑林分局和柏树林派出所的反扒队正在物色志愿者一起工作。他还特意提到了市民自发组织的反扒联盟，“我们很愿意和他们合作，给他们培训，给他们帮助。”
但他认为，警察是抓贼的主体，“对于市民，警方要保护他们的热情，但一切行动要在民警的指导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记者手记
安全感
回访前，我曾设想过多种再见郑卫东时，他可能呈现的表情。然而，他和我握手时爽朗的大笑还是让我吃惊。确切地说，笑，才是郑卫东的真情流露。
也许，郑卫东认为自己的行为绝不会与犯罪划等号；也许，时间是最好的止痛剂，总之，他又回到了砍贼之前的生活，“只是拐了个弯”。这样的状态，让记者欣慰，也让每一个关心他的读者欣慰。
然而，记忆是无法抹去的，不仅仅是“取保候审”的身份,还有回头再评价砍贼的行为。其中，最难让郑卫东回答的问题是：“你觉得自己的做法有意义吗？”他很矛盾，“遇见贼大家仍然冷漠，而且贼还是那么多”,一会又说，“还是有意义吧，起码我再没见那个劳务市场有小偷了。”
这对矛盾，不仅仅在于“砍贼”和“刑拘”之间。一位关注郑卫东的读者表示，砍贼不会对社会治安的改善有丝毫作用，“小偷依然很多，没有小偷因为他而收手。”
与其说读者关注郑卫东，不如说在关注自己生活的城市能给自己提供多大的安全感。正是因为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尤其是对小偷的惩治不力，才会让绝大多数市民在谈到郑的行为时坚决表态：“支持他砍死小偷。”
这时，法律上的对错已不是最重要的。最为关键的是负责社会治安的相关部门，应通过郑卫东事件，反思社会治安治理中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本报记者 冯强\文 陈团结\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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