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电视台拿出哪怕15分钟讲政策
作为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喜欢在新闻发布会上点评一些媒体对教育工作的报道，有表扬，也有批评。 他说自己是个性情中人，看到好的报道，就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但提到媒体对国家教育政策的宣传，他几次提到“尽管媒体表现出可以理解的冷漠”，以至于在9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他指出，国家为了让困难学生上大学，已经拿出了几百亿资助这些孩子们上大学，建立了包括“奖、减、贷、助、免”一套资助学生的完整体系，而最近仍看到很多舆论在呼吁穷孩子怎么穷，希望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往浅的说是无知，深的说是对国家政策的漠视。
讲政策也可以讲不足呀
青周：既然您把记者当朋友，为什么几次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指责媒体呢？
王：我认为，我们的媒体在宣传国家各种政策法规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缺失，甚至观念都是错误的。只注重讲个体，讲个案，却并没有抓住事情的主要方面，及时、准确、全面、有效地传达讯息。
比如某电视台，可以每天拿出半个小时，来讲一个贫困学生多穷，呼吁社会爱心人士给予帮助；却不肯拿出哪怕15分钟讲政策，讲可以让千千万万学生受益的政策。我不一定要你讲好话，讲不足也行呀，起码让更多的人知道有这个政策，知道怎么自助自救。
私人捐助再多也是小头
青周：助学本身就是政府份内的事，没有兼顾到的，媒体帮忙提到了，这是查漏补缺啊。
王：媒体这样做，的确也是出于社会公德心，也无可非议。但是，电视、报纸等公共资源，一项好政策的出台，惠及的可是千千万万的人，并不是那么少数几个人。我们国家的媒体是用国家的钱，用纳税人的钱办起来的，就应该宣传对多数人有益的政策，这不是媒体的选择，而是你拿纳税人钱的必然选择。
尤其是国家对困难学生的资助，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资助体系，是解决了绝大多数问题，是大头；私人捐再多，也是小头。
青周：个人也是纳税人呀，也要报道，怎么厚此薄彼呢？
王：现在是大头被薄了，小头被反复提及呀。我们有那么多电视台，从国家到地方，大可以辟出一个台，不上广告，专门传达国家政策，放高雅音乐。但事实上没有电视台会这样做。
所以我认可，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说法。其实，我更认为，媒体除了传达国家政策法规，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责是转变观念。天天讲贫困学生多穷，呼吁社会资助恰恰说明我们的报道有问题。
媒体应宣扬自立自强
青周：扶危济困不是中华传统美德吗？
王：对于一个成年的大学生而言，如果传统美德变给为借，让他更有责任感，更有学习动力，是不是更好呢？我曾经看到过有学生对助学贷款并不感冒，为什么？他说，社会捐助多好，不要还，助学贷款要还。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现在的媒体是在助长这种依赖思想而不是自立自强。
青周：媒体有自己的传播规律和效果，从个案着手，更容易让人理解。
王：前段时间SK-II出事，媒体不是一窝蜂地在报吗？现在它又上柜了，可是，直到现在，我也闹不明白，我们到底可以用什么政策和标准来看待这件事？事实上，授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政策、法规就是渔。有了渔，我们才能变得聪明起来。
我坚持认为中国教育是成功的
“中国教育是成功的。”王旭明坚持以高等教育21%和基础教育95%的毛入学率作为标准，支撑他的成功论。这个观点一出来，叫骂的唾沫都可以把他淹没。有网友甚至愤懑地问道：“难道王旭明来自火星？改名王虚名好了，不过是贪图一点歌功颂德的虚名，睁眼说瞎话罢了。”
毛入学率高说明中国教育成功
青周：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百度的“王旭明吧”里，就贴了一个去年以来大学生自杀情况统计。近来高校事故频频，起码来说，高等教育算很成功吗？
王：出现这种情况，我也很痛心，每每这个时候，我就忍不住想，自己能回去当老师就好了。
我说中国教育成功，被网友评为2005年十大谎言之一，说是典型找抽言论，(您收回吗？)不，我现在认为，衡量一件事物的好与坏，各有标准，在不同的标准下，评价是不一样的。而我的标准是使大多数人得到好处。我们国家已经由过去100个人中只有四五个人可以上大学到现在100个人中有20个人可以上大学了，能不说这是种进步？也许有人说，这是由大多数老百姓拿钱保证的，但纵观全世界，有几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不是老百姓拿钱的呢？老百姓、国家、学校拿钱，三方面保证，一系列改革支撑起了100个人中有20个人上大学，这还不足以说明教育是成功的吗？
基础教育这一块，从过去30%至40%的毛入学率，到现在95%。也许又有人说了，上的什么学，一个窝棚；老师是什么呀，连普通话都不会说。他们说的是对的，水平是低，所以我们要不断巩固，不断提高；但它低，不代表没有。这两项数据足以表明，大多数人在改革中是受益的了。
公众满意度调查不能得出教育失败
青周：人数多就代表成功了吗？既然那么多人受益，为什么公众的评价、满意度那么低？在社科院做的2005年中国教育满意度调查表明，近八成的公众对教育的总体情况“很不满意”？
王：这个调查我没看到，这个调查依据的若干指标还不清楚。但我认为决策部门借鉴这些调查结果调整、完善已经出台或者将要出台的政策无疑是很重要的，但我不认为从这个调查能得出一项国家政策是否成功或者失败。
青周：国家层面做过这样的公众满意度调查吗？
王：我没有看到。
青周：那您不觉得，国家如果没有收集老百姓对教育是否成功的民意认知，您就单方面地宣布，中国教育是成功的，显得很不严谨，也没有说服力吗？
王：你的说法很尖锐，但我仍坚信我的结论，因为那是基于事实。我认为，公众的不满意更多地是对未来的期待。
青周：那您怎么解释，温家宝总理在多个场合说，目前教育问题是他最心痛的问题？他的这个说法是不是和您所持的中国教育成功论有很大的差别呢？
王：温总理说，教育问题是他非常关注的几个问题之一。这充分说明，本届政府也很重视教育工作，就在刚出台的六中全会文件中把教育投入的指标写进去了，即4%。
解决就业难是综合系统工程
青周：您说教育成功的，那名校生养猪也算是其中的一个实例吗？
王：我们现在的高等教育已经不是精英化的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阶段。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解决就业难的问题是要求各部委齐抓共管的一项综合系统工程，大学生要转变就业观念也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大学生为什么就不能去养猪呢？我们这个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就是人的多元化选择。为什么不转变观念，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呢？
采访手记：几个问题与王旭明商榷
采访结束时，王旭明把记者从9楼送到楼底,微笑地询问,发稿前,可否把稿子给他看看，希望在尽量不改动记者稿子的情况下为某些说法把把关，记者笑言，您是新闻发言人呀，出口成章，还担心有何不妥吗？王回答，不管怎样，请记者“像爱护大熊猫般爱护我”。
整个采访过程中，王旭明始终认为自己遭受非议的言论没有什么不妥,教育部领导从来没有对他的工作批评过；教育部的领导和同事对他的工作非常理解和支持。
这么说，是媒体和公众判断错了？
社科院2005年中国教育满意度调查表明，近八成的公众对教育的总体情况“很不满意”。而王旭明坚持认为中国教育是成功的，依据是两个和以前相比较高的毛入学率。上学人数多就说明教育成功？高考扩招，带来经费短缺，高校学费上涨，教学质量下降等等，这些现象又说明什么？
衡量教育成功的标准不应该如此单一。
退一步讲，即使媒体和公众的确误解了王旭明，其中原因仍是值得思考的。作为一个有话语权的新闻发言人屡次被公众误解，问题出在哪里?
王旭明对这些问题似乎应该仔细思考。追求个性表达；希望自己不仅仅是个传声筒；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记者的朋友，和代表公众的他们形成良好沟通，这些都没错——但事实是，这种良好沟通达到了吗？
良好的沟通需要换位思考。新闻发言人是不是也应该从公众的立场去考虑些问题呢？这样，公众才会“像爱护大熊猫般”去爱护你。
(责任编辑：王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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