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中国文化

　　撰文/王蒙

　　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曾经在那种烈火狂飙的潮流中，出现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和批判的高潮。当时不管是吴稚晖、胡适、鲁迅，还是后来的钱玄同，都曾发表过一些非常激烈的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见。他们对于中国的经典、中国的传统文化抱着很痛心的态度，主张把线装书丢到茅厕里去，主张青年人不要看中文书，打倒孔家店等等。我想这在当时也是很了不起，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无意去否定他们。

　　百十年来谈中华文化都绕不开一个问题，就是汉字。钱玄同就提出过比较激烈的意见，希望废除汉字和汉语。他认为汉字本身就是我们积贫积弱的根源，应该彻底不学中文，尤其是不能写汉字，因为中文太难学了。大多数国家的语言文字都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是音本位的文字，一个字母只代表一个音素，本身没有别的意义。英语26个字母，维吾尔语33个字母，俄语也只有30多个字母。相比较而言，中文太难了。我年轻的时候也曾幻想过消除汉字，大家不用写汉字了，中国也就现代化了。我们曾经有一种观点就是汉语和汉字是和现代化相抵牾的，是不能并存的。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毛泽东主席正式规定了汉字改革的目标和前景是拼音化。这是被确立为国策的。文字改革委员会做了一些非常有益的工作，一是制定了汉语拼音，二是三次简化汉字。对于这三次简化汉字，我也是持肯定态度，因为它提供了很多方便。我上小学时有个同学叫做丁邦鼎，写他的名字太痛苦了。我个人还庆幸一点，因为“王蒙”这两个字还是好写的。但是很有趣的是，到第四次汉字简化的时候，引起了一片嘘声。在一片嘘声中又缩回去了，第四次汉字简化被取消了，夭折了。我想，这是因为大家慢慢感觉到汉字不能随便再动了，再动的话天怒人怨，天理不容。所以后来整个国家机构改革的时候，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也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了。这个趋势非常有意思。这个趋势说明汉语和汉字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纯工具性、纯手段性的问题，而是带有根本性的文化问题。因为语言文字带着人们对于世界的一种体察，一种感受，一种思想，一种方法，它对我们的影响不仅仅是个怎样发音的问题。

　　我写过一篇小说叫《夜的眼》，这篇小说英文、德文、俄文翻译得比较多。所有的翻译者都要问我，甚至有时候打越洋电话问我，这个《夜的眼》的眼睛是单数还是复数？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因为这里的“眼”我至少有三种解释：第一，把夜拟人化，这个夜本身就是眼，不存在单复数的问题，可以是千手千眼，也可以是一只眼睛。第二是主人公的眼，当然这是复数。第三种可能是我在小说中描写过在一个工地上有个孤独的电灯泡，这个电灯泡非常昏暗,主人公不小心在工地上掉在沙坑里了，那么它就是单数。因此，它应该是单数又应该是复数，但是英语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德语没法解决这个问题，俄语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包括我们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维吾尔语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英语中或者是“eye”,或者是 “eyes”。而我们的汉字有一种追求事物最纯粹的本源的特性，我称之为本质主义的倾向。对我们来说“眼”是本源，有了眼的概念才有“一只眼”、“两只眼”的概念，然后我们可以说眼睛、眼毛、眼眉、坏心眼、好心眼，但是它的根本在于“眼睛”。我们是崇尚“一”的，从我们的古代文化中，我们认为一个人掌握了“一”就无所不通。这是带有神性的一种观念。对于眼睛来说，最重要的是“眼”，然后才是独眼龙还是千手千眼，或者是眼皮、眼珠、眼眶等等。其他许多词也有这个意思。中国人喜欢讲什么是纲，什么是目。譬如说我们说“牛”可以看做“一”，有“牛”然后才有牛奶、牛油、牛毛、牛皮，牛皮还可以抽象化，转义加以使用。另外我们还可以分公牛、母牛、水牛、黄牛等等。在英语中牛是cattle，cattle也可以当大牲畜讲，公牛是bull，母牛是cow，牛奶是milk，也没有听说过是cow milk的。但是中文中“牛”在这一组词中位于一个中心的位置，位于“一”的位置，而在英语中很难看出这个关系来。中国文化中这种重视本质的传统很明显。我们很喜欢“一”字，很喜欢“元”字。我们有很多带有这种玄学意味的，哲学意味的，乃至带有神性和灵性的观念在我们的词里。也许这些词对我们发展自然科学、发展法学不太有利，但是起码在追求一种灵感上是很有趣味的。

　　我又想到一个例子，讲到汉字的灵性、弹性。我们对杜诗一直以来就有一个争论。杜诗里有两句“幼子绕我膝，畏我复却去”，一个说法认为小孩子抱着我的膝盖，怕我又走掉了；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幼子认生，不知道是自己的爸爸，对我是怕的，所以又走了。这样的争论已经进行了上千年或者更多，但肯定永远不会有结果。我想这句话如果用英语或者其他语言来表达也许不会产生这种争论。比如，如果是“幼子绕我膝”，然后又走了，这是递进的两个谓语；如果是怕我走，后面的词就变成了修饰补充的从句。我相信用外语表达方法是不一样的，但是在中文上就是一样的。中国语言的灵动性表现在各个方面。

　　我又觉得汉语是一个诗性的语言，它给中国的政治家们提供一个极好的天地。政治家可以在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中有很大的发挥余地。我们比较一下，苏联的改革和中国的改革，完全不同的结果，完全不同的选择。这里面我觉得也和汉语与汉字的许多特点是有关系的。俄文缺少可塑性，缺少灵动性。

　　拼音文字是音本位的，汉字是字本位的。汉字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声音，它表达的声音并不是统一的，各种不同的方言可以用不同的声音念一个字。我听过湖南人吟诵《四书》，我也听过广东人吟诵《四书》，我也听过我的家乡河北人吟诵《四书》，音不相同，但是字完全一样。汉字，克服了方言上众多的分歧，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整合。有人考察过，中国广东话和辽宁话的差异也许甚至超过了欧洲一些国家间语言的差异。但是，她有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就是汉字。从另一个方面，我又感觉到，恰恰是汉字挽救了这些方言。因为有了汉字，这些方言不会在某一个时期被一种强势文化地区的方言吞没。现在回过头来看，在我们进行文字改革的时候有一项要求就是推广普通话。推广普通话是绝对正确的，也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这样你总有一种标准的说法。据我所知，台湾在推广普通话上也做了很大的工作，取得了好的成效。我所挚爱的，至今难忘的小学老师，就是在台湾光复后，被国民党政府组织到台湾推广国语的，这是必要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想象没有这些方言的存在。这些方言中有很深厚的文化积淀。如果没有吴侬软语，难道还能有评弹吗？还能有苏剧吗？还能有苏昆吗？如果陕西没有三秦高腔，又如何能有秦腔？如何能有陕北民歌？我甚至还认为，那种表达爱情苦闷的陕北歌曲与表达要求革命反抗压迫的歌曲有一种心理同构。根据表达爱情苦闷的歌曲改编成革命歌曲，是天衣无缝，听不出原来是爱情歌曲。

　　方言是要要的，汉语是要要的，汉字尤其是要要的。汉字给我们的信息量实在是太丰富了，它既是一幅美术作品，也表达着声音，还表达着历史的典籍，表达着已经不能够说话的那些人的智慧和感情。我曾经试想，如果真正用拉丁字母还能不能表达这种感情。“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一看这十个字，我们就有一种视觉的享受，还能引起人们的想象。相反，如果用汉语拼音来表达呢？虽然它有自己的读法，但你可能看到的是“bai ri yi shan jin, huang he ru hai liu ”，很难得到汉字给予你的文化的享受。

　　我甚至觉得汉字实际上是中国文化的基础。现在中国和外界发生的许多矛盾，都和我们对汉字的理解有关。比如汉字中“国家”的意思实在是太广了，有“国”的意思，有“家”的意思，有country的意思，又有nation的意思，还有state的意思。所以我们对国家的忠诚、对国家的热爱，它表达着这样的感情在里面。又譬如说“人民”，它和英文的“people"有着相当的差距。这些，外国人并不一定明白，他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到中国来也许是讲不通的。汉字是我们文化的基础，更不要说我们的对联、楹联、骈体、对偶等等，它们甚至影响到中国人一些特殊的辩证思想，比如“祸福相生、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等等，这些反义词放在一起造成一种互相循环的关系，也是妙极了。

　　我又想起一个故事，两个人争论。一个说四七二十七，一个认为四七二十八。两人到了县官那里，县官把认为四七二十八的那个人打了一顿。这个人不服，县官说：那个人都认为四七二十七了，你和他争论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即使打死他对他也没有什么帮助，但是我打你就会让你记住不要再和这样的人争论了。这也是中国人独有的一种智慧和幽默吧。

　　对待汉字汉语的认识正在走向成熟，汉字的电脑使用的成功，使汉字的前景更加光明，我们将更加珍惜我们的汉字文化，相信这种文化会更加光辉灿烂。

　　王蒙，当代作家、研究员。历任共青团干部、文化部长、中共中央委员。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文学创作以小说为主，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发表长篇小说7部，中、短、微型小说集10余部。1993年出版《王蒙文集》10卷，2003年出版《王蒙文存》23卷。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日、韩、意、挪、瑞、荷等20余种文字出版。

(责任编辑：曾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