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自己的路，让人们去说吧！”但丁的这句话，一经马克思引用，便成为经典名言，因为它鼓舞了人们的特立独行、我行我素，乃至一意孤行。同样是但丁的话，假若马克思没有插这一杠子，而是被张三李四援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就是百分百的右派言论，跟随而来的是撤职、批斗、蹲大牢，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季先生活到耄耋之年，愈活愈明白。明白之一，就是真理并非愈辨(辩)愈明。他曾举过两个辨与辩的例子，一个是《庄子·秋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毫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季先生觉得，惠施还可以答复:“子非我，安知我不知子不知鱼之乐？”这样辩论下去，一万年也得不到结果。

　　另一个例子取自《儒林外史》:“丈人说:‘你赊了猪头肉的钱不还，也来问我要，终日吵闹这事，哪里来的晦气！’陈和甫的儿子道:‘老爹，假如这猪头肉是你老人家自己吃了，你也要还钱？’丈人道:‘胡说！我若吃了，我自然还。这都是你吃的！’陈和甫儿子道:‘设或我这钱已经还过老爹，老爹用了，而今也要还人？’丈人道:‘放屁！你是该人的钱，怎是我用的钱，怎是我用你的？’陈和甫儿子道:‘万一猪不生这个头，难道他也来问我要钱？’”

　　季羡林总结:“以上两个辩论的例子，恐怕大家都是知道的。庄子和惠施都是诡辩家。《儒林外史》是讽刺小说。要说这两个对哲学辩论有普遍的代表性，那是言过其实。但是，倘若你细读中外哲学家‘辨’和‘辩’的文章，其背后确实潜藏着与上面两个例子类似的东西。这样的‘辨’和‘辩’能使真理愈辨(辩)愈明吗？戛戛乎难矣哉！”

　　话说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季羡林对21世纪世界文化发展趋势，作出两点预测:一、“东西方文化的发展规律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21世纪东方文化将再领风骚”。此话一出，舆论大哗，支持者不乏其人，反对者尤其人数众多，声势浩大。季羡林郑重声明:他的上述看法，决非一时兴起，心血来潮，也非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图一时的痛快，为受压迫的东方民族出一口气，而是“几经考虑，慎思明辨，深信不疑的。”于是，大伙儿就等着看论战——论战犹如打架，最能激发国人的看客心理——谁知老先生一不商榷，二不反驳，而是高挂免战牌，上书三个大字“不争论”。

　　季先生说:“我是不相信‘真理愈辨(辩)愈明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辩论激烈；但是没有哪一家由于辩或辨失败而放弃自己的主张的。我主张大家共同唱一出《三岔口》，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最后观众自己来判断是非。”

　　季先生此举，使一干摩拳擦掌的反对派失望，也使众多翘首以待的看客失落，甚至包括某些支持者。以笔者的一位朋友为例，他是赞同先生的观点的，先生抛出“不争论”，他不以为然，认为是示人以弱，特地通过笔者向季老请缨，要求为季老的主张辩护。最终由于季老的阻拦，才偃旗息鼓了事。

　　“美国现代成人教育之父”戴尔·卡内基有一句箴言:“永远不要与人争论。”因为，“要是输了，当然你就输了；如果赢了，你还是输了。为什么？如果你的胜利使对方的论点被攻击得千疮百孔，证明他一无是处，那又怎么样？你会觉得洋洋自得。但他呢？你会使他自惭，你伤了他的自尊，他会怨恨你。”这是从人性的角度说的。季羡林未必读过此公的著作，他只是从多年的经验教训中悟得:“如果……打笔墨官司，则对方也必起而应战。最初，双方或者还能克制自己，说话讲礼貌，有分寸。但是笔战越久，理性越少，最后甚至互相谩骂，人身攻击。到了这个地步，谁还能不强词夺理，歪曲事实呢？这样就离真理越来越远了。”堪谓与卡内基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

　　季羡林认为:“是否真理，要靠实践，兼历史和时间的检验。”因此，与其把精力消耗在无谓的争论，还不如抽出身来，集中精力，在苍茫的暮色中抓紧赶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