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仓家的 《大藏经》

　　为了保护《大藏经》，一个家庭经历了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许多劫难与风波，而迟迟难以到位的文物保护措施则更令人尴尬

　　★ 本刊记者/何晓鹏

　　太阳在八九点钟才升起，天光慢慢渗入玻璃窗，混合着发霉和燃香的气味，金色的经卷开始一排排显现，层层叠叠蔓延开去，直到整个屋子。经函上的金漆把光芒射向屋内每一个角落，光明与黑暗在这些经卷面前又一次轮转。

　　这就是东仓《大藏经》，迄今为止在青海省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经文写卷，在其主人东仓家族里，已经流传久远。

　　每一代东仓家的人在临终之前，都会把子女叫到身前，叮嘱后代一定要尽一切心力保管这些写卷。

　　现在，东仓家的生活因它而完全改变。

　　“有时我常想，如果出生在别人家里，我是不是会比现在幸福很多。”一墙之隔的客厅里，22岁的女儿更松低头说道，她很少表露这样的情绪，在6个女儿中，她是父亲次成文青整理经书的主要助手。

　　更松旁边的桌子上，有一个不起眼的红色小本，这是玉树藏族自治州政协委员证，颁发日期是1991年5月20日。

　　“这是阿爸的，已经没用了。在老家时，阿爸一直是政协委员，经常要到州里开会，搬到这里之后，他们不再让他去开会了。” 因为《大藏经》手卷，东仓一家人与当地政府发生了很多联系，现在，这种联系又发生了很多变化。

　　“从绝对相信，到一次次失望，现在再也没有热情了”，五女儿更措这样形容阿爸的心情。

　　这是12月11日，青海省玉树州州府所在地结古镇，地处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腹地，再往西几百公里就是可可西里无人区。

　　守护的承诺

　　乃忙·次成文青终生所想的，是如何照顾好妻子东仓保毛和几个女儿，当然，同样重要的还有妻子家祖传下来的手写经卷。这是他在妻子叔叔临终前的承诺。

　　11日这一天，老人穿着厚厚的棉衣，把一卷白布包裹的经卷抱到挂满活佛画像的客厅里。他小心翼翼地把经卷放在长几上，解开那印有六字真言纹刻的牛皮捆带，缓缓揭开那没有一丝污迹的白布。

　　这是两块约为搓衣板大小的实木夹板，沉积的木色暴露了它所经历的几百年的岁月痕迹。板面上有精细打磨的弧度，在两端的截面上，刻满了绚丽的花纹和庄严的佛像。

　　次成文青轻轻取下上层的木板，一叠约20公分宽、两尺长的经卷显露出来。黝黑的藏纸上布满了厚厚的尘土。老人左手摁着经页的边缘，右手拿着干毛巾轻轻地擦拭。尘土被一层层剥离纸面，一排排泛着光泽的金色藏文显露出来，排列得如深邃夜空中的星斗。

　　这是用金粉写就的经文，经页外围是用直线勾勒的纹饰，写经的年代不同，纹饰也有区别，除了金粉，在经函中还能看到用银粉、海螺粉、朱砂、墨书写的文字，以及历经几百年后的今天，颜色依然鲜艳的佛像插图，而承载这些文字和图画的除了藏黑纸外还有藏白纸、桦树皮、布匹等古老的材料。

　　这样的经卷，屋子一共叠放了343函，这是次成文青和女儿更松用了3年时间整理出来的，而在屋子的东北角，还堆放着没有整理的经卷，共67个麻袋。

　　“我61岁了，61，”老人用手比量着，“我希望在我活着的时候，能看到它们被整理好，干干净净地摆在一个屋子里，大家都来看。”

　　老人轻轻地说着，回头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老伴——56岁的东仓保毛。

　　床头挂着吊瓶，药液一滴一滴沿着输液管流入东仓保毛那清晰可见的血管。她患肝炎已经三年了，因不舍得花钱就医，直到几月前病情危重时才硬被丈夫和女儿送到医院，但两星期后东仓保毛便执意回家治疗。

　　直到现在，次成文青也不会忘记东仓保毛的和尚二叔在临死前对他的嘱咐。“他把我叫到跟前，告诉我，要好好对待她和经书。我答应了。”

　　东仓保毛是她父辈五兄弟留下的惟一后人，为此，次成文青做了上门女婿，当时他不会想到，为了这些经卷，要耗上一生的精力和心血。

　　囊谦东仓

　　在玉树州南部的囊谦县，有一个只有700多人的小村落——东日村。这里曾是次成文青一家生活的地方，也是东仓家族世世代代的居所所在。

　　东仓即为藏族四大姓氏“东”姓的演变。据当地老人讲述，囊谦东仓家族的先祖就是传说中格萨尔王的麾下大将——东·白日尼玛江才。而东日村，在藏语中意为东姓家族居住的地方。

　　传说也许不足取信，但可以佐证东仓家旧日辉煌的，除了经文写卷外，还有那耸立于村中的三层碉楼。虽然原有的金色宝顶早已不见，房屋也已坍塌，昔日红墙彩画的华贵只余下现在的黄土断垣，但从清晰可见的复杂格局仍可想见当年的气象。

　　东仓保毛就出生在这个已经存在几百年的老屋之中，父亲告诉她，经卷是东仓家的命根，是祖先白日尼玛江才传下来的宝物。

　　“文革”期间，东仓保毛一家冒着生命危险，把经卷藏在碉楼一层的仓库里，但虫蛀和霉菌使三分之一的经卷损毁。

　　这只是厄运的开始。

　　更松是东仓保毛的三女儿，也是在这座碉楼里出生。当她7岁时，家里惟有的两个男孩——大哥和二哥——相继去世，从那以后，更松发现妈妈经常无故昏倒。

　　就在为儿子做法事那天，一个和尚把东仓家祖传的最贵重的一尊金佛像偷走了，“我们知道是谁偷的，但他们不承认，公安局的人也不敢惹他们。”更松记得有一天她正和妹妹在院里玩，突然有很多人骑着马冲进院门，手里拿着长刀，“他们找爸爸，说如果再找麻烦就把爸爸打死。”

　　那之后，经常有寺院里的人来到东日村，让次成文青全家人积德赎罪，逼迫他们把家里的经卷供奉到寺院里去。

　　与此同时，村里出现的陌生人也越来越多，这些人三五成群，都是外乡人，进村之后就在更松家门口坐着，“他们趁没人经过时，就跑进来，问我家是不是有什么好东西，卖不卖。”更松说。

　　这种状况让次成文青全家人生活在一种长期的恐惧当中，在这雪域广原之上，人的生命保障有时极为脆弱。

　　到了1995年，次成文青和东仓保毛商定，决定向玉树州政府求助。

　　早在1980年代，便有媒体报道青海玉树东仓《大藏经》的发现。东仓经卷的知名为次成文青向政府寻求帮助提供了可能。

　　1995年，次成文青找到玉树州政府。

　　尕玛图嘎是玉树州文物管理所所长，当年，就是由他与次成文青签订的东仓写卷的《文物保管合同》。

　　在那份《合同》中，次成文青一家人同意把经卷放到玉树州文物管理所的文物库房中，期限是20年。

　　在此期间，次成文青一家人“无权使用、出借、转让和提取一件文物”。而州政府一次性奖励次成文青家6万元人民币，用于他家移居结古镇时购买房产和地皮的费用，同时，州政府还会为其安排2名家庭成员在结古镇的工作。

　　世代过着农牧生活的囊谦东仓家，于1995年搬到了州府所在的结古镇。

　　整理经文

　　2003年“十一”的时候，读高一的更松退学了。母亲身患肝炎和经济的窘迫是退学的原因。堆放在家里的经书跟在囊谦时一样散乱，次成文青也需要个助手帮他整理。

　　更松退学时，经书堆放在家里已经6年了。当初州政府应允保管经书20年，实际上在1997便被退了回来。

　　在今年玉树州向国家文物管理局提交的《关于东仓〈大藏经〉文物保护工作的情况汇报》中，对此的解释是，“由于东仓家人宗教信仰方面的强烈愿望，根据家人的要求，将《大藏经》从银行金库搬迁到东仓家中。”

　　“他们说谎！是他们不愿意再出钱保管了，所以又还给了我们家。”更松说道。

　　才旦扎西是玉树州文体广电局副局长，多年来，一直负责东仓经卷的保护工作，对经书的送回，他说，“开始时，我们把经书放在农业银行的金库里，政府每年给银行保管费。给了两年之后就给不起了，就又把经书搬回到他们家里。”

　　“当时州长换届，新任州长不愿再做前任政府的事。”尕玛图嘎说，这个当初负责与次成文青签订合同的文管所所长仍然在任。按照协议，东仓保毛在1995年被安排到他在的部门任职员。

　　“但新州长上任后，协议上的条款都不愿意再履行了，当初答应批的五分宅基地也不批了。”尕玛图嘎说，之后，州里对文管所的编制重新作了规定，凡是1993年之后进入文管所的工作人员都属于超编人员，每月工资要扣除40%，东仓保毛在此之列，每月只拿着三四百元的工资，这是当时一家七口人的全部收入。而另一个被政府安排到扶贫办下属企业的大女儿已经出嫁，几年之后企业倒闭，现在每月只能领到200元的生活补贴。

　　“东仓保毛是政府特殊安排的，应该特事特办，但我们请示了多年，仍然没有结果。”从2000年开始，尕玛图嘎在所里执行一项措施，把东仓保毛和另外一名超编人员被扣除的工资，均摊到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所里8个工作人员身上。“我们现在每人每月平均要扣掉300元。但这总比只扣两个人要好。”尕玛图嘎在今年3月份作了一次统计，到目前为止，所里被扣发的工资已经达到18.2万元。

　　经书被从囊谦搬到结古镇时，一共装了163个麻袋。从银行金库里再次搬到东仓家时，仍然是这163个麻袋，没有经过任何整理。

　　2003年开始，次成文青和女儿更松开始对麻袋里的经书进行整理。他们从囊谦买来上等的松木，请工匠到家里把木料加工成夹板，并刷上蓝色和红色的油漆，并仿造先前的样式在两端涂上金粉。然后把经书一点点从麻袋整理出来——就在现在住所的一楼房间里，父女俩把经页从大量的灰土杂物中一张张取出，用清水和毛巾一点点擦拭干净，码放整齐。大量的尘土和刺鼻的霉味经常呛得他们难以忍受，“经常是干一天活，就要犯七天的病。”更松说道。

　　“专家们说用清水擦对经文有损伤，但我们没有办法。如果再不清理，经卷就会毁掉。”在经页中，除了尘土和杂物外，还有大量白色和红色的虫子，它们靠啃食经卷为生，众多的经卷因为发霉和虫蛀已无法修复。

　　在现在东仓家楼下的房间里，摆着大小不一的5个麻袋，里面全是已经损毁的经文写卷，大部分已成齑粉，在一些残存的碎片上，还能看到金光熠熠的文字。

　　为了整理经卷，次成文青花费巨大，木料、油漆、牛皮、酥油、布匹……单是2003年期间一次买木料的钱就达到5000余元，这个修复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三年，163个麻袋，仍有67个堆放在那里。

　　为了生活和整理经文，次成文青家里欠下10余万元的债务。

　　“很多来访的领导不理解我们家为什么会借下那么多钱，但一家7口人只靠母亲一个人的工资生活，不借有什么办法。”更松告诉记者，从去年开始母亲的工资已经涨到每月700余元，但这对有3个孩子念书、母亲又有病的家里来说，实在不够。

　　2006年，为了还债，东仓保毛用房子作抵押，向银行贷款5万元。用这5万元，他们还清了利息。但也因此，东仓保毛每个月的工资全部还给了银行。

　　因为家境困难，今年考上大学本科的四女儿伊西措毛原本打算辍学，后来在别人的帮助下，才到一所海南高校读相对便宜的预科。

　　拒进“博物馆”

　　2003年9月，新华社对此事的报道引起国家有关部门重视，并先后拨付了500万元用于保护和修复东仓经卷。但直到现在，这些经卷仍然静静地堆放在次成文青的家里，没有任何改变。

　　从2003年底开始，次成文青的家里开始有很多政府官员和学者到访。

　　“开始我们真的非常感动，很多领导都来过，有省长、厅长、州长……还有国家文物局的，他们来了之后，说得都很好，但走后就再也没有结果了。”正在读高三的更措说道。

　　“每次听说有省里的领导要来，州里面都会有领导跑来，说我家的电线布置得不合理，门窗不安全……说很快会派人来给调整，但等省里领导走后，连个灯泡也没给换过。”更松说。

　　从报纸上，次成文青的家人知道了国家有关部门对修缮经卷拨款一事，“前年，省文化厅领导来到我家时，给我们留下5万元钱。”次成文青说，这是他们从政府那里接受的惟一一笔保护经卷的费用。

　　但据记者了解，到目前为止，青海省文化厅为保护东仓经卷已经花费220万元，其中200万元用于场馆建设，并针对经书的保护在几年前就成立了领导小组，厅长曹萍在领导小组中担任副组长。

　　藏学专家谢佐教授是原青海省省委党校副校长，他曾先后两次受青海省文化厅邀请，到玉树对东仓手卷进行鉴定。据他了解，青海省文化厅希望把这部经书和次成文青的家人一起接到西宁，利用西宁博物馆的较好条件，组织力量对经书进行整理、修缮和研究工作。“但他的家里和玉树州不同意。”

　　对于把经书搬到西宁，次成文青不是没有考虑过，他知道在西宁更具备对经书修缮和研究的条件。但从东日村搬到结古镇的周折让他心有余悸，大量的经文在那次搬迁中受损。

　　当得知经书可能会被送到西宁去时，玉树州很多政府工作人员和当地的活佛，甚至亲友都来到次成文青的家，希望他把经书留在玉树州，这直接影响着次成文青的决定。

　　直到现在，东仓保毛原来居住的东日村的村民还对他家表示不满，对当地的村民而言，这些经卷不只是东仓家的宝贝，更是村里的圣物。经书的离开被村民视为风水的破坏，他们甚至把近几年来村里青稞的减产、牛羊的死去也归因于东仓家的搬走。

　　也是从2003年开始，玉树州文管所开始申请款项修建文物库房，这使次成文青认为留在玉树，经文也可以得到好的保管条件。

　　现在，在结古镇镇中心的繁华地带，耸立着一座大约四层楼高的格萨尔王巨大塑像，与这座塑像同时兴建的，是后面那座“玉树州民族博物馆”，这是当地最为壮观的建筑之一。这座建筑的修建，其中的200万元就是向省文化厅申请的东仓经卷专项保护经费。在“博物馆”的最下一层，有两间屋子是专门为东仓经卷预留的，其中一间大约90平米的房间用来存放经书，旁边一间近20平米房间供工作人员使用。

　　但直到现在，次成文青和家人也不愿把经书放到里面。

　　玉树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才旦扎西对这个“博物馆”也很不满，“名义上那是个博物馆，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楼，群艺馆、图书馆、老干部活动中心、博物馆、审计局……都在里面。唱歌的、跳舞的、搞娱乐的这里都有。当初我跟州长说这个问题，州长说我们现在条件有限，没有办法。”

　　尕玛图嘎所在的玉树州文管所的办公地址也被安排到这个“博物馆”里，对于最初由他们打报告申请修建文物仓库，到为东仓经卷修建博物馆，到最终把专款用到这个“州博物馆”上，他一直保留意见，他说这是一个“失职的结果”。

　　“现在里面没有水、没有电、没有暖气，连厕所都没有办法使用，从10月份开始里面就冷得没有办法呆人了，更不用提当博物馆用。”尕玛图嘎说。

　　政府与私人物品

　　“爷爷奶奶是郝氏家族‘离玛’的后代……蓝色的藏纸上用金子和银子写满了经文，上面写的是12部佛说法，这是在‘巴底雅帕’宫殿之中，时间是乙亥鼠年夏夜的念经节。”

　　这是一段写在一张小纸条上的藏文，被别在其中一张经页上。这样的标签有很多，更松在读过经文之后，在标签上写下经文大意，她希望在经书整理完之后，她能用一些时间，把经文中与她家族有关的事迹整理出来。

　　跟几个妹妹一样，更松当初在学校里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在挂满客厅整面墙的诸多证书之中，很容易就能找到她的名字。2003年“十一”，当她退学时，很多要好的同学不停地给她家打电话，他们想劝次成文青让女儿继续读书，也抱有这样希望的更松把电话递给了阿爸，然后，她看到父亲在听电话时的尴尬表情，“他想解释，但他说不出话”。

　　从那之后，更松再也没有想过回学校的事情。几个女儿中，次成文青和老伴儿最担心的便是更松，他们相信其他几个女儿将来都会考上大学，都会找到工作，只有更松被家里耽误了。

　　但现在令更松骄傲的是，即便很多来访的藏族研究人员，在看经文时也经常向她请教经文的含义。

　　次成文青希望政府能够为经卷单独修建一个保管场所，并且不让他的家人与经卷分开，由他们与文物保护人员一起修复保护《大藏经》。

　　但玉树州副州长王秀琴认为这是很难做到的，“现在关键不在于政府，根本原因是他们自己想独立建馆，但上回省领导来的时候，也表示不可能单独给他们建馆……我们的地皮也比较紧张，而且潜在的地价也比较高，我们政府确实没有能力做这个事。”

　　但对于新建的“州博物馆”不具备保存条件，王秀琴认为这是需要逐步改进的问题。“国家一共给了500万……建馆200万已经投入到了那里……现在维修款300万还在省里，没有到我们州里，就等着他们把经卷放到里面后，等修复时再动用。”

　　无疑，在对待经卷的保护上，政府并没有视之为私人物品来对待。“在这件事上，政府很少去考虑东仓家人的感受。”才旦扎西说。

　　据记者了解，在已经花费200余万元，东仓经卷仍然没有任何改善发生后，青海省文化厅对这笔经费的使用更加慎重。而在玉树官员的眼中，余下的经费未落实，让他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在玉树州于今年向国家文物管理局提交的《关于东仓〈大藏经〉文物保护工作的情况汇报》中，这样讲述，“从2003年11月起，我们及时派出文管所干部到东仓家进行值班……并多次组织消防、电力、文物部门对《大藏经》的储藏室及周围的安全隐患进行了排查，采取了一系列防火、防盗、防潮、防腐等方面的积极措施。”

　　次成文青的家人告诉记者，他们从不知道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

　　一位参与此事的学者说，“文化厅、玉树州，为什么他们对这个事情这样积极，经文的保护还没有改善？就是因为他们图的都不是《大藏经》。”

　　现在，每天睡觉之前，次成文青都会把电话放在床边，而存放经书的那个房间也是常年上锁的，即便是经常往来的亲戚朋友也不被允许进去参观。院子里的狗叫经常让次成文青和老伴心惊肉跳。

　　“政府告诉我们别让外人来家里，包括你们这些记者，但东西总这么放着也不行啊。”次成文青说。 ★

(责任编辑：李培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