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上午,在浩浩荡荡的车队簇拥下,安徽芜湖市傻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年金宝出殡,其阵势气派非凡。上午8点50分,在芜湖市鸠江区政府对面的十字路口,记者看到,该市交警正在指挥正在行使的车辆停车,记者数了数,参与年金宝出殡仪式的车辆有100多辆。
煤气中毒说法经不起推敲
年金宝与袁姓女子神秘死亡的事在芜湖市早已传的沸沸扬扬。芜湖警方关于年金宝与袁姓女子煤气中毒的说法在该市市民中已成为了笑谈。
位于袁屋基8号的这处私房,属于芜湖的棚户区。芜湖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认为,警方通过尸检和周密的侦查,在2人身上都没有发现任何伤痕,体内也没有异物,所以不存在他杀的可能。真正的死亡原因已经查明,就是因为吸入了过量的CO导致意外死亡。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年金宝的死亡,在芜湖市以及有着“中国第一商贩”美称的年广九家中引起了一阵阵骚动,年金宝的死亡,在芜湖市市民看来,一切都是那么平常和不可思议。芜湖市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其实在芜湖我们根本不吃“傻子”瓜子,“傻子”年广九的儿子年金宝和袁姓女子的死亡,根本不是煤气中毒,因为那里根本没有煤气。
父子三人曾重新組建傻子瓜子集團
毕竟是一家人,作為“自己家”的財富,年廣九比任何人都希望“傻子”的基业能夠長遠,而兒子們是他所能選擇的唯一接班人。終于親情占了上風,父子三人決定重新組建傻子瓜子集團。
在集團中,权利和利益如何分配?這回已過60歲的年廣九打定主意───让位,將集团的最高領導的位子讓位給兒子。集團由他兩個兒子組成董事會,大兒子年金寶任董事長,二兒子年強任總經理,他自己不參加董事會,只任集團總顧問。
不過,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年廣九說,董事會3年一選,誰得票多誰當董事長。年廣九還決定,兩個兒子巩固已經打下的南方市場,而他轉向北方和西部開拓新的市場。
至于商標問題,年廣九覺得也是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兄弟倆搶注商標的做法帶來了淡化早已家喻戶曉的“傻子”這一品牌的副作用,譬如在長沙一次博覽會上,年廣九的“傻子”瓜子和年金宝的“傻王”瓜子同時展出時,客商就顯得無所適從。
不久,年廣九宣布,“傻子”瓜子的商標使用权归他的兩個兒子年金宝、年強使用,他將不再拥有商標的使用权,后來他又明確兄弟二人中,老大年金宝继承傻子商標的使用權,老二年強拥有他本人的肖像使用权。至此,曾經分分合合的父子3人終于又走到了一起,傻子瓜子市場的局面大開。
“傻子”的说法与“傻子”瓜子
关于“傻子”的说法,在社会上流传了不好版本,其中之一就是“傻子”年广九太傻了。相传在某年,年广九在某夜将芜湖市政府的牌子取下抱回家中,因此,“傻子”年广九之举也给自已带来麻烦。邓小平来安徽视察,这才给“傻子”年广九带来转机。
然而,小平同志如何知道“安徽有个年广九”?他又是如何三谈年广九的?
相关资料显示:1980年、1984年和1992年,小平同志曾对年广九三次点名保护。而这三次谈话不仅改变了年广九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一代个私经营者的命运。然而,小平同志最初是如何知道“安徽有个傻子瓜子”的呢?这要“归功”于原安徽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周主任曾任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的秘书,参与过曾希圣搞的“责任田”、万里搞的“大包干”。当时,芜湖市正在为年广九争论不休。这个怀远人解放前要饭要到了芜湖,炒瓜子发了财,一个人忙不过来,还雇了几个人。社会主义还能搞雇工?这是不是属于剥削?大家都拿不准,周曰礼就派省农委干部杨绩龄悄悄去了芜湖调查。后来,杨绩龄从改革发展的高度,写了调查报告,基本肯定了雇工的做法,提出应该允许他们存在发展。周曰礼把这份报告印了200份,带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散发。此材料被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看到后,认为很有典型意义,把材料特地送给邓小平同志阅处。
而当时的农村改革,特别是安徽的农村改革,也引起了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同志的关注。1980年,邓小平热情地肯定了安徽的包产到户与大包干。在这种农村改革的新形式下,邓小平看到了杜润生送来的“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后,当时就对个私经济发展给予肯定,并对一些人对姓“社”姓“资”的争论,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
小平同志第二次谈到傻子年广九是在1984年10月22日的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这次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对“傻子瓜子”问题的处理方针,把“傻子瓜子”上升到整个个体经济发展的高度上来,他说:“还有些事情用不着急于解决,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会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一个‘傻子瓜子’,就会变动人心,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又把“傻子瓜子”提高到事关改革全局的高度,他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保持长期稳定。”(牛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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