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形象地把浙江民营经济比喻为“草根”经济——生命力像野草一样顽强，一遇泥土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探究“草根”经济形成的深层次原因，不少人认为这与浙江人在创业过程中特别能吃苦有关。

　　重庆总商会浙江商会会长叶定坎说，最早来重庆创业的浙商，几乎人人都有艰苦创业经历，睡地板、饿肚子是常有的事。他们大多出生贫困农村，没有资金、没有技术，大多靠配眼镜、理发等小生意起家，试想，他们要是不肯吃苦、没有毅力，怎能取得如今成就？

　　在前不久召开的民营经济发展论坛上，一浙商在谈到浙江、重庆两地老板差别时说：浙商是白天当老板，晚上可以睡地板；重庆人是没当老板时能睡地板，当了老板就不想睡地板。

　　浙江飞渡泉凌啤酒公司总经理江国良在温州、涪陵各开了一个啤酒厂，但同样的设备、同样的工作量，温州的一个车间只需要40人就能完成，涪陵则需要60人，因此，涪陵公司人均收入水平仅相当于温州公司的2/3。

　　江国良说，在浙江，老年人在家里很少有闲着的，他们大多在家里干些勾洗澡巾、拖鞋等活，一天干10多个小时，一个月只挣两三百元，也非常乐意干，但重庆的老年人，晚上更多地是在打牌娱乐。

　　叶定坎认为，两地在吃苦上的差别，关键在于忧患意识不同。浙江老板大都出身低微，在浙江非公企业100强中，约有90％的民企精英都是修鞋匠、打铁匠、裁缝等出身。他们凭着艰苦精神发家，为了致富，他们非常勤劳，敢于冒险，勇于闯天下，即使在再艰苦的地方，也能寻找生机，生根发展，而且没有“小富即安”的思想，永不满足。

　　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决定了浙江家庭与众不同的教育方式——非常强调自立自强。

　　重庆红蜻蜓鞋业有限公司温州籍总经理陈奕毅说，他大学毕业后，几乎没得到过来自家庭的任何经济支持，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在自己结婚时向父亲借了2000元，可仅过了10天，父亲就来把钱要走了。

　　个体普遍存在的忧患意识，最终形成了一种社会价值观和强大的舆论压力。陈奕毅说，在浙江，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无论是做清洁工还是当保姆，只要你愿意干、只要你肯吃苦，大家就不会看不起你，而无所事事、不肯干事的人，是很难找到对象的。

　　这种忧患意识也激发了他们的创业冲动，他们想要的不是一份稳定但薪水有限的工作，而是自己当老板。唯有这样，才能挣到足够多的钱，确保自己今后甚至后代都能衣食无忧。

　　重庆日报记者 张红梅 周雨 王妍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