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贪官级别越来越高 腐败危害越来越重

　　近年来，我国各级检察机关查处了一大批贪污腐败案件，但是，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之所以这样说，根据我的理解，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从犯罪主体上看，涉嫌贪污贿赂的官员职务层次越来越高

　　20世纪80年代初，查处的往往都是基层直接管钱管物的厂长、经理、采购员、会计、出纳员。从90年代开始，领导干部犯罪越来越多。我这里有个统计，1993年至1997年，全国共查处县处级干部2903人，平均每年580人；1998年至2002年，查处县级干部11907人，平均每年查处2381人，是前5年的4倍多；2004年查处2625人。1993年至1997年查处厅级干部265人，平均每年53人；1998年至2002年查处厅级干部816人，平均每年163人，是前5年的3倍多。1993年至1997年查处省部级干部7人；1998年至2002年查处省部级干部25人，是前5年的3．5倍；去年，省部级领导干部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有10人。这个数字很惊人，这个现象也值得深思。

　　从犯罪领域上看，从商品流通、资源配置、生产要素市场，向政治司法领域发展

　　1982年，中央作出了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决定，把贪污贿赂犯罪界定为经济犯罪。那时实行价格双轨制，有些人利用职权吃差价。据有关部门研究，那些年吃差价，每年有几千个亿都吃进了个人腰包。后来发展到生产要素市场，搞开发区，利用土地、信贷资金审批权巧取豪夺，一部分人完成了原始积累。但是这些人不满足于经济实惠，有了经济基础后，要涉足政治，寻求更大的利润，寻求保护，客观上也造成了政治腐败案件和司法腐败案件频发。

　　从犯罪形式上看，由单一犯罪向有组织形式的犯罪发展，窝案串案极多

　　仅赖昌星走私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就有160余名。沈阳“慕马”案中，有100余名局级干部向他们行贿，很多县委书记、县长、区委书记、区长和一些主要局的局长基本都给他们送钱了。2000年底，我被调去查办慕绥新案件。和慕绥新谈话之前，我先找了他的秘书，秘书说：“你让我说谁给慕绥新送钱了，我说不出来，但是让我说谁没给他送钱，我能说出来。”

　　从涉案财产看，腐败分子从对生活资料的占有发展到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从财富的积累发展到资本的积累

　　1993年至1997年，我国查办的百万元以上的贪污贿赂案件有617件；1998年至2002年是5507件，是前5年的8．9倍。有些案件涉案数额非常惊人，如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三任行长相继卷走公款几十个亿。再如东北高速原董事长张晓光案件，涉及中国银行哈尔滨河东支行一个小行长，与个体户勾结，卷走公款10个亿，张晓光涉嫌受贿数千万元。中国银行原副董事长刘金宝，在上海、香港任职期间，团伙贪污，总共抓了10个人，违法犯罪金额几千万元。吉林省的腐败官员王纯（吉林省委原副秘书长）、李铁成（靖宇县原县委书记）、刘国（中国粮食储备总公司吉林分公司原副总经理）都分别在大连、北京、长春购置多处房产，一方面为了洗钱，一方面等待升值。

　　从后果看，贪污腐败的社会危害性越来越严重

　　在政治上，贪污腐败极大地动摇了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动摇了人民群众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所以中央提出，反腐败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重大事故、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背后都有贪官在起作用，从目前揭露出来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看，背后都有腐败官员在庇护。由此可见，腐败在政治上造成的危害确实不可忽视。

　　在经济方面，腐败极大地阻碍了经济发展，贪污腐败使非生产性成本大幅度上升，利润减少，损失是不可估量的。1995年，吉林省检察机关查办了吉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刘柏松（被判处无期徒刑）案件，我印象很深。吉林省为了建设发达的边疆近海省，在珲春（该市位于中俄、中朝边境地区――记者注）修铁路，总投资1．6亿元，由刘柏松负总责。刘柏松在河南、北京、武汉网罗了一批人，把持要害部门，结果1．6亿元很快被挥霍光了。通车剪彩的时候，火车从铁轨上掉了下去。刘柏松本来在河南就是有问题被免职的，他却在取保候审期间，调任吉林省交通厅副厅长、党组成员。慕绥新任沈阳市市长时，土地转让金一年仅7000余万元。慕绥新、马向东落马后，2001年沈阳土地转让金10亿元，2004年是20余亿元。可见，腐败对经济的破坏力是很严重的，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政策损耗，使得政府效能低下。

(责任编辑：宛振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