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嘴拔毛
“交了这么多朋友，官员、警察、商人……最后在关键时刻，很多人都躲避了。算起来只有媒体一直给我帮助。”高勤荣自嘲。
8年牢狱之中，他不时对这些朋友有过反思，当然，也审视过自己写的系列反腐稿。
他曾经报道运城地区公安处乱设卡乱收费，点名批评当地公安处处长。该处长指责报道失实，他随即联合《人民日报》等多家中央媒体记者二次采访，写就《运城公安处处长××对抗新闻监督》稿件，致使该处长受到处理。
该处第二任处长被人反映3年不交党费，他写下《党费风波》，发表在《人民日报》，该处长遂被开除党籍、公职。
1998年，他被捕。押在看守所时，一位上面来的领导来视察，要求所有犯人起立，他一下子认出，这位领导就是因那篇《党费风波》被双开的公安处长。此时，这位处长不仅官复原职，还兼任高勤荣案专案组副组长，组长则是《运城公安处处长××对抗新闻监督》的那位主角。
同样是在运城地区，他还曾经调查过中院某主管刑事法庭的副院长花19万元从广州买了一辆走私三菱吉普、开回发票36万元的事，甚至拿到了该车发动机的钢号，后因走漏风声而放弃了采访。之后，高勤荣一审、二审都在该地区法院进行审理。
1997年，山西运城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洪水，高勤荣指责运城地区行署专员不该在这个时候去北京看病，并当面质问“你怎么好意思请假”。
1998年，《人民日报》发表高勤荣文章《山西运城搞假渗灌浪费巨额资金》，主抓这个渗灌项目且挂职总指挥的，就是那个运城地区行署专员。
“我当时没想过那么多，就是为了说真话。”高勤荣坦承，当时确实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也从未想过会有什么后果。那时，不论是和上层的关系还是其他，一切都正常运转。一次，他找到一位省委副书记谈工作，这位副书记还送给他一枚从山西五台山求来的银币，“他告诉我，这是开过光的，能够驱邪避祸。”
不料几个月后的1998年底，高勤荣便遭到逮捕。
“当时是头脑发热，自我膨胀，就在老虎嘴上拔毛了，也就拔出事来了。”他苦笑着说。
“我肯定不再斗了”
2006年12月16日，高勤荣家。
已经自由的他出示在狱中写就的血书、遗书和长篇报告文学，犹如展示他曾经的苦难。厚达20多页的遗书，也可表明高勤荣面对死亡时的不甘。他想过死，但否定了自己。
现在的高勤荣也一次次否定着自己，长年累月的监禁生涯让他迷茫到了极致。他时而说要把全家搬出山西，时而说要出国移民，寻求政治避难；又有时，他坚定地说一定要平反昭雪，否则誓不罢休。
就在这样时不时有新想法又很快改变初衷的矛盾心理下，高勤荣时刻紧张着。“到底下一步该怎么走？”他扪心自问，“但至少不能再让家里老小陪我吃苦受罪了。”他边说边整理自己的文字材料，那些材料堆满了他那张破旧的办公桌，纷乱的纸张好似他此时的心情。
“这个是……”
高勤荣自言自语，手里拿起一叠绿色的稿纸坐进沙发，旁若无人地小声快速地念道：“1998年12月11日，今天青年报的领导来家里，说勤荣暂时回不了家，让我别着急，一切都证实了我的预感，两条腿沉得快撑不住了，这可能吗？我用胆怯的眼光望向社长，委屈地掉着眼泪，难堪的沉默……1998年12月18日……”
高勤荣呆住了。无意中发现的妻子8年前的日记，让他陷入了沉思，掉下了眼泪。
“被捕前几个月，我给老娘奔丧，到底是没赶上，到了万荣老家，老娘的嘴上已经衔了红线(当地的风俗)，连最后一眼都没看上。”高勤荣已经失声，捂着脸，“亲戚们告诉我，我是个孤儿。我父母到死也不肯告诉我。这份亲情我实在……”高勤荣说不下去了。
高勤荣家的老人只剩下70多岁的岳父还在世，为了瞒过孩子也瞒过这位岳父，高勤荣每次写给家里的信都被妻子用航空信封重新封装，寄信地址则被改成“美利坚合众国弗吉尼亚州……”
为了配合妻子，高勤荣在晋中监狱申请给家里打电话时，和岳父说的开场白总是：这是我从美国打的长途……
“我不能再让家人跟我受苦了。”高勤荣这次说得很坚定。
如果还有机会翻盘、有机会赢的话，愿不愿意再斗下去？记者问。
高勤荣说：“曾经都是没想过那么多，谁知有这些后果。现在即便再给我一次机会，而且即使是能够再一次战胜那些腐败，我肯定也不会斗了，我要对自己的家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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