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2006年底，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两位副部级高官王有杰、王昭耀，分别在湖北荆州、山东济南接受审判。面对高官腐败，最高法、最高检已经有了一套制度化的应对模式，这个司法模式就包括异地审判制度

　　“二王”

　　共享一个审判模式

　　12月20日上午9时，原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有杰，坐在了湖北省荆州市中级法院的刑事被告人席上，接受法庭审判。王有杰的到来，使坐落在古城荆州的中级法院又有了一个“第一”：建院以来主审的第一位省部级高官。

　　公诉人指控王有杰涉嫌“两宗罪”：1994年至2005年，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王有杰利用担任河南省漯河市委书记、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之便，为他人在职务提拔、工作调动、承揽工程、收购国有资产、征用土地、工程开发等方面谋取利益，共收受贿赂634万元，另有756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一位专案组成员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今年9月，王有杰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然后中纪委将案件移送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检又指定湖北省检察院具体侦办，具体办案的是省检反贪局。”

　　《民主与法制时报》掌握资料显示，王有杰和此前在山东济南中院审理的王昭耀案是“一个审判模式”：先由中纪委查办，然后交给最高检，最高检指定下面省级检察院反贪局具体办理，公诉人以省检公诉处检察官为主，荆州市、济南市两个市级检察院只是配合，两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参与审理都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异地审判。

　　“为了排除干扰，上级法院可以指定下级法院管辖案件。”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胡云腾告诉记者说，“刑诉法和最高法的司法解释都有关于指定管辖的规定。”

　　“王昭耀于11月29日在济南中院受审，20天后，王有杰在荆州中院受审。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二王’分别被最高法指定异地审判，而且从案情到审判过程，又极其相似。这表明，面对高官腐败，司法机关已经有了一套制度化的应对模式，这个模式就包括异地审判制度。”一位长期研究腐败问题的专家归纳说。

　　一个南下受审 一个北上认罪

　　一位参加庭审的检察官向《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介绍，在庭审过程中，王有杰非常配合检方的指控，并有悔罪表现，庭审一上午就结束了。王有杰的最后陈述与王昭耀非常相似，都是近半个小时的自我剖析。中纪委、最高检察院的有关官员参加了旁听。

　　从郑州到荆州，对王有杰来说，是“南下”受审。为什么要在荆州开审王有杰？辩护律师认为，有多方面的考虑。

　　据有关人士透露，王有杰荆州受审的原因有二：一是原河南省交通厅长石发亮就是在荆州审理的。2005年12月21日，荆州中院开庭审理了石发亮受贿案，此案也是最高法指定荆州中院管辖。这位石厅长受贿1900万元，被从轻判处无期徒刑。一般情况下，对一名厅局级干部腐败案件，不会跨省异地审判。石发亮异地审判的背后，是因为他检举揭发了他人的重大犯罪行为，并涉及省部级高官，其中就包括王有杰。因为有这样的渊源，王有杰便被最高法院指定到荆州受审。

　　二是最高法院本想把王有杰交给武汉中院审理(包括石发亮案)，但武汉中院相继发生了两起腐败窝案，而这两起腐败案都涉及中院的高层。2003年发生的是以武汉中院常务副院长柯昌信为首的腐败窝案，共涉及13名法官；去年底，升任院长不久的周文轩，又被中纪委列为查处对象，不久就被“双规”。最后，湖北省检察院和高级法院协调，共同确定将案件交给荆州。

　　与王有杰从郑州到荆州“南下”受审相反，王昭耀是从安徽合肥“北上”济南认罪。“南下”和“北上”都是最高司法机关指定的异地审判。公诉人指控，王昭耀在16年间，受贿704万元，另有810万余元的财产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王昭耀对指控全部“没有异议”，并当庭表示认罪和悔罪。

　　“在安徽审判王昭耀肯定不合适。”王昭耀的辩护律师李京生在接受《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采访时说，“王昭耀曾是分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所以只能是异地审判。王昭耀在济南审判的原因可能有三个：一是王昭耀是山东人，他本人也曾提出过要回山东老家受审；二是王怀忠曾在济南中院受审，而王怀忠曾是王昭耀的下级，他们有相同的行贿人；三是济南中院曾经审判过的高官腐败案件，质量不错，上级领导很满意。”

　　据悉，最高检之所以将王昭耀案交给山东省检察院管辖，主要原因是山东在查办高官腐败方面积累了相当多的实战经验，有一支能打硬仗的反贪队伍。自1995年查办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受贿案以来，无论是办案数量和质量，山东省都是全国第一，是最高检的“放心单位”。

　　异地审判是反腐败形势需要

　　“高官腐败进行异地审判，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最高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纪委特约研究员邵道生对记者说，“地方原来比较听中央的话，做到令行禁止。但现在地方的权力变大了，自主权变大了，中央的指令有时难以落实，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异地审判尽管花钱多，也是迫不得已。”

　　一位法律人士向记者分析说，高官腐败案件异地审判是从辽宁“慕马案”以后开始的。此前的许多高官腐败案件，大都是在犯罪地审判(或犯罪人居住地)。譬如，原江西省省长倪献策循私舞弊案，在南昌市中级法院审理；原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辛业江受贿案，在海口中院审理，等等。

　　“中纪委在查办‘慕马案’时，发现马向东的老婆利用关系网干扰办案，就开始实行异地办案、异地审判。”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对记者说，“由于地方权力错综复杂，而司法机关受制于地方党、政和人大：党管干部，政府管预算，人大管选举、任命和监督。所以，异地审判主要是排除权力干扰，排除社会人际关系网干扰，是反腐败斗争形势发展的要求。”

　　2001年10月，“慕马案”共有122名涉案人员被“双规”，62人移送司法机关。根据最高法院指定，江苏省南京市、宿迁市和辽宁省抚顺市、大连市、锦州市、营口市、丹东市等7个中级法院同时进行了审理。

　　自此以后，90％以上的高官腐败案件开始实行异地审判。譬如，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受贿案，由北京二中院审理；原湖北省长张国光受贿案，由天津二中院审理；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受贿案、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受贿案、原四川省副省长李达昌滥用职权案，都由北京一中院审理。

　　“高官在一个地方的影响非常大，许多官员，包括法院院长都有可能是腐败高官提拔起来的。异地审判后，法院和审判人员与被告人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就会秉公办理，形成的判决也有权威性。”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陈卫东对记者说，“同时，这也是对法官的一个保护，使他们免受来自腐败高官的危险。”

　　特约编辑：海 宁

　　校对：范舟翔

　　宋伟

　　异地审判制度受好评

　　高官腐败案件频繁异地审判的现象，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和思考。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认为，高官腐败案件异地审判，虽然没有制度化，但已经形成了惯例，并正在向制度化方向靠拢和发展。

　　“异地审判的合法性没有问题。一般来说，异地审判由法院来决定，但对省部级高官，指定管辖有个党内协调。重大案件由中央协调，各部门分头办理。”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导陈光中对记者说，“法律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什么情况下可以异地审判，但一般是省部级(或厅局级)干部犯罪才异地审判。”

　　陈卫东教授也认为，这些年随着反腐败的深入，从案件侦查到审判，都在制度层面进行了创新，但什么样的案件可以异地审判，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评判标准。目前的实践一般是，中央统一协调，“两高”具体出面实施。

　　“一般省部级高官腐败是跨省异地审理，厅局级干部腐败是省市内异地审判。如果有例外，也有规律可寻。”一位反腐专家说，“譬如，如果厅局级干部跨省异地审判，背后肯定涉及更高级别官员。譬如，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在北京受审，是因为马德为了立功检举了田凤山和韩桂芝；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南京受审，背后有副部级官员慕绥新；原江西省检察院检察长丁鑫发(曾担任江西省公安厅长10年)，几乎是同时与江西省公安厅的一名副厅长在浙江受审。”

　　最高法院一位法官认为，异地审判制度的关键是检、法两家的配合与协调。因为审判必须以起诉为前提，没有起诉，法院就不能进行审判。目前，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件，因为事关重大，异地审判一般不会出现问题和摩擦，但其他官员的腐败案件异地审判，往往需要“好事多磨”。

　　以原安徽省阜阳市中院院长刘家义受贿案为例。开始，安徽省检察院指定淮南市检察院对刘家义进行起诉，起诉书都送给淮南市中院了，但后来安徽省高级法院又指定让滁州市中院管辖。案子都已经进入审判阶段了，安徽省高院为何又突然改变了原来的指定管辖？

　　“原因有两条：一是淮南中院向省高院提出，他们不愿意审理刘家义一案，因为审理这样的案子花费很大；二是，淮南中院刚刚审理了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兆丰受贿一案，陈也是副厅级官员，也是省高院指定管辖的。因此，淮南中院想让省高院改变原来的决定，另行指定管辖。省院也认为，淮南中院连续审理两个副厅级官员受贿案件不妥，应该交给滁州中院来审理。”一位知情法官对记者说。

　　“因此，高官腐败异地审判制度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工程，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指定问题。”这位法官认为，“除了异地审判，还有异地侦查、异地羁押等问题，这些问题要综合考虑。”

　　王有杰专案组一位检察官告诉记者说，其实，异地审判的困难不在审判环节，而是侦查环节。一个省的检察官到另一个省去办案，有经费方面的困难，有人生地不熟的地域困难。另外，还要绝对保证嫌疑人的人身安全。

　　尽管还有一些实际困难，有些地方和环节还需要不断协调和完善，但不论是法官、检察官还是律师，他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示，异地审判是目前应对高官腐败很有效的司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