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一位区域经济学者指出，“官”“商”关系十分融洽，是浙江民营企业能做大、做强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浙江政府营造的良好创业环境，为民营经济快速成长提供了肥沃“土壤”。

　　前不久随重庆市党政代表团考察了浙江、江苏的南岸区委书记张季说，江浙与重庆相比，在发展诉求上本无二法，都在追求创新与速度。但江浙速度明显超前。

　　张季举了一个例子。经济发展要素中，土地是最敏感、最紧缺的。江浙的做法让我们耳目一新。如温州对中小企业“供厂房不供土地”，即由政府组织建好标准厂房再统一招商，保证了较高的容积率，实现了土地使用的节约。义乌更是主张同农民合作建厂房，从而解决供地不足的矛盾。

　　一名在重庆办食品厂的浙商讲了这样一件事。按规定，食品厂的职工每年必须进行一次体检。在浙江，防疫部门都是到工厂上门体检，一个员工体检的时间前后不到10分钟，工厂不会因此停产。但在重庆，员工必须到防疫站体检，至少花费一天时间，工厂只能停产。

　　渝西某县一浙江建材公司老板告诉记者，在浙江，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一般都不会找领导，部门只要能办的事，一般都尽快予以办理。

　　另外，浙江、重庆两地政府部门在“检查”内容上也截然不同。在浙江，检查工作一般都是上门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很少涉及罚款；而在重庆一些地区，“检查”以挑刺、罚款为主。

　　在浙江、江苏考察时，张季注意到一个现象：江浙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并不高，尤其是经济上的待遇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好。

　　那么，江浙广大干部为什么还能愿意俯下身子为企业服务？

　　重庆总商会浙江商会会长、千叶眼镜连锁公司董事长叶定坎说，主要是那里的官员和政府都被商业观念“征服”了。在浙江，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官员弃官经商的故事。在这样的地方，那些仍然为官的人，对经商有成的人士有一种尊敬。

　　张季将之归功于政府有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政府是“铁打衙门流水的官”，哪一届政府都会有新思路、新追求，但各届党委政府不换频道、只搞微调，坚持一张蓝图画到底。重庆日报记者张红梅周雨 王妍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