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修典，慧心传灯。我国目前正努力打造第一部标点本大藏经——《新编大藏经》工程。

　　大藏经是中华文化的基本典籍，所有佛教经籍的总汇。它不仅对于佛教的存在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哲学、历史、民族、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建筑、国际关系等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堪称世界文化的瑰宝。

　　两千余年来，我国结集的大藏经有30多部。宋代官修《开宝大藏经》，开创了中国大型典籍汇编的先河。后来在汉文大藏经的影响下，又有藏文、蒙文、满文版的《大藏经》刊印。日本和朝鲜半岛也开始刊印他们的汉文《大藏经》。但遗憾的是，这些大藏经均无标点，且没有一部能够涵盖全部有价值的汉文经籍。目前学术界一般采用日本的《大正藏》作为基本的学案资料。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所编纂的大藏经已经不能满足今人研究的需要，且近代以来发现大量的敦煌写本、房山石经等珍贵的佛学文献均未能入藏。所以我国迫切地需要一部高质量的，能代表当代学术水平的现代化大藏经。

　　我国曾于上世纪60年代，将大藏经作为“文化遗产”的“抢救”对象，列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计划，筹划集结、出版《中华大藏经》。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李一氓为组长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重新启动了重编《中华大藏经》的伟业，将其列入古籍整理的国家规划，并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所长任继愈教授组织实施。《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拟分三编，第一编为正藏收入历代藏经所收编有千字文编号的典籍，共1939余种10000余卷。它以《赵城金藏》等刊刻较早的大藏经为底本，补以《高丽藏》等，并以8种有代表性的藏经为校本，较好地解决了大藏经的版本与部分校勘问题。全书于1994年完成，并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全部的106册。但是，这部藏经的使用率并不是很高。其中学者反映最普遍的问题就是没有分段，尤其是没有标点，使用起来非常困难。

　　上世纪90年代，为了在新世纪编纂出一部高质量的大藏经，借以完成大藏经的现代化形式，相关单位成立专门小组，广泛联系学界与一些大德高僧，开始了《新编大藏经》编纂的准备工作。现已先后整理出版了《佛藏辑要》、《频伽藏》、《永乐北藏》、《频伽藏续编》、《龙藏》、《高丽大藏经》、《碛砂藏》；同时完成了《新编大藏经》编纂体例的设计。

　　根据编纂计划，《新编大藏经》将对现存的所有佛教经典、著述（1950年以前）进行一次全面而系统的清理，预计收录经籍5600余部（种），25000余卷。比目前收经种类最全的日本《大正藏》多出将近一倍。包括以往20多部大藏经收录的全部汉文经籍、以往大藏经失收的经籍、有一定水平的晚近著述、近代译自藏文、巴利文、梵文的经籍及新发现的佚经。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即将收入的敦煌佚经。在现今敦煌发现的佛教典籍中，不仅各部典籍和大小宗派的东西齐全，而且同各宗派相关的语言文字的资料也都具备。有的佛经正面写的是佛经，背面写的是这个佛经的原文，也就是古代印度的梵文，或是窣利文、巴利文等，这样就使得研究者可以很方便地探索这本经典的出处。在这些经典中，还有许多是早已失传，为世人所不知的三藏以外古佚佛经。

　　《新编大藏经》所选定的各经籍的底本力求“最善”，底本力求选择“源头版本”。为了适应现代人的阅读习惯，《新编大藏经》还将统一版式，用繁体字排印，规范某些异体字，适当地划分段落，并借助新式标点，彻底完成大藏经的现代化形式，从而成为我国有史以来收经最完备、版本最权威、使用最便利的现代读本。

　　《新编大藏经》由“新编大藏经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具体筹划，人民出版社出版。云南省委副书记丹增为工作委员会主任，汇集了冯其庸、方立天、黄心川、傅璇琮、杜继文、李富华、一诚、学诚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高僧一百余人，力求充分吸收当代学人的研究成果。据编委会估计，完成的标点本《新编大藏经》字数将逾3亿，约300册，是当前国家最大的出版工程之一。预计5年内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