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威胁论”者之心理分析

　　 黄 晴

　　在某种意义上，国际社会和国家社会（或人际社会）有某种相似之处。在国际社会中，基本组成单位是国家：在国家社会中，基本组成单位是个人或家庭。

　　在人际社会层面，按照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精神分析理论，个人人格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最底层的本我，代表人的生物本能欲望，代表快乐原则。二是中间一层的自我，是现实化、社会化的部分本我，它以现实化原则追求满足的最大化。三是最高层的超我，又称理想自我，是社会道德和准则的代表。个人的人格形态往往也会反映在其对国家和国际问题的认识上。

　　在国际社会中，国家作为一种文化、文明的实体，似乎也具有个人的某些特征。它既有追求利益的“本我”冲动，也有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的行为方式，同时也有着普世价值和大同理想一类的道德冲动。但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和国家社会又有相当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国际社会是个“无政府社会”，缺乏有效的管理架构；国际社会又是个多元文化社会，价值的统一性远不如国家社会充分。国家是一种抽象性的存在，“天不能言”，需要通过各种代表人物为之发言。而这些议论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代言者也展示出自身的心理人格特征。

　　综观一些国家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者，似可看出若干的理念特征和人格特征。

　　第一种情况是所谓“爱国型”人物：他们是“国家本我”的某种代表，以强烈乃至偏执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为其特征。以日本的石原慎太郎为例，作为个人，他是“狂言派”，是“本我”型的人格典型。作为政治人物，他是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代表，具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反华不遗余力。这样的人物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癖，以耸动视听为快乐。在一个国家发生重大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时，这种人往往能蛊惑人心，大展身手，如德国的希特勒。俄罗斯的纳兹德拉坚科也有一些这种特点，以“中国威胁论”来树立自己的“爱国”形象。但石原慎太郎是一种“本我”的主动表现者，纳兹德拉坚科则更多是一种被动表现者，无理由地总担心受威胁，这也是人格偏执的形态之一。

　　“爱国”是一种对国家，对文化的本体认同，是民族国家形成和存在的精神基础，在当今之世有必然性和合理性。与此同时，“爱国”这一精神形态也有理性导引问题，有合理度问题，否则，过则成灾。历史证明，“爱国”主义如果向狂热、狭隘、排他、偏执的方向发展，会带来人类和国家灾难。二战时日本的军国主义，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就是例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人际关系的道德基础，也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基础，爱国主义中应包含对他国的尊重和平等态度。

　　第二种情况是所谓“道德型”人物：他们是特定价值、道德和意识形态的代表者，有着强烈而偏执的宗教或道德使命感。美国民主党国会领袖、新当选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就是这样的典型，她是同性恋权利的捍卫者，妇女权利的鼓吹者。佩洛西的政治风格是强烈的道德观，鲜明的自由派立场，大胆的言行，被共和党称为“疯狂的左派”，在民主党内也被认为是“过于激进”。佩洛西的对华攻击主要集中在人权和政治制度层面上，突出了她的“道德型”特征。

　　“道德型”人物有一个弱点就是缺少对人性和社会的全面体察，偏执于某一价值观念而将其无限提升。这类人有一种内在的愤世嫉俗情绪，需要有一个外在对象作为骂倒、打倒的目标，作为情绪的渲泄口。这类人物、特别是自命的“道德型”喜欢以抨击他人为确立自我的方式，但往往又没有把握自我的能力，成为伪善的典型。佩洛西入掌美国国会众议院，如依然故我，或许会在政治外交上带来更多的意识形态纷扰，另一个可能是，她从反对派到管理者的身份转变，或会带来自身的某种精神矫正。

　　第三种情况是所谓“现实政治型”人物。这是一种接近“自我”人格的类型。其理念形态也复杂多样。例如，“寻敌”意识是当代国际政治的常见理念。中国古人曾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就是当时群雄并起之时的一种辩证国家观。美国有一定的“寻敌”传统，欧洲有“黄祸论”的传统，日本更以“危机感”著称。这些均为当代的“中国威胁论”提供了某种精神渊源。中国近年进入了工业化时代的发展期，带来世界格局的一定变化，西方某些人也从西方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出发，认定中国将成为现状的挑战者，成为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威胁”。

　　综观世界上的种种“中国威胁论”，其背后则是种种的“优越感”：种族优越感、民族优越感、国家优越感、文化优越感、制度优越感、道德优越感，等等。当种种优越感被中国和平发展的现实刺破之时，便生出了种种“中国威胁论”。西方很少有人真切了解中国人在种种“优越感”前所经历的精神痛苦和忧愤。

　　有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50年代，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当时，西方盛行“中国侵略”的说法。一老华侨找到中国代表团，涕泪横流：“我们中国了不起了，也能‘侵略’一下了”。这话说得很不“外交”，但不失为观察“中国威胁论”的另一个视角。

(责任编辑：刘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