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舸

　　“北京首起开瓶费案尘埃落定，消费者自带酒水获支持。”看到这样的新闻标题，相信每个消费者的心里都涌动着一股希望的热浪——北京首起开瓶费能否成为开瓶费“非法”的终结版？

　　其实，对开瓶费、最终解释权之类的“霸王条款”，此前已有动作：首先是消费者的群起投诉，向媒体、消协与行政主管部门寻求支持；然后是媒体的广泛报道，形成一种声势；接着消协出手，调查、研究，点评各类“霸王条款”；最后法律人士（律师、法学家）纷纷出谋划策，提供专业知识的帮助。但是，几条胳膊加起来，依然拧不过市场垄断的一条“大腿”。

　　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发现，许多时候“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是交叉出现的。我们原本以为零售、餐饮等相对竞争激烈的行业就是纯粹的市场化了。结果呢，只要赚取超额利润的想象空间存在，某些企业就会曲线迂回，力图达到这一目标，甚至组成类似于“价格联盟”、“行规联盟”等，以不平等条约来操纵市场。这正是国际反垄断法律中所剑指的“市场垄断”。

　　拿开瓶费来说，如果它仅是个别商家的零散行为，抵制起来倒不难；但当开瓶费演变为行业潜规则，某地酒店协会甚至公开制订开瓶费统一价时，消费者是无法与之抗衡的。

　　有时存在并不等于合理，“市场失灵”的最大特点就是分散的消费者无力对“市场垄断”行为构成实质性的反对作用，同时，行政机关受制于执法资源有限，无法对此起彼伏的各类“霸王条款”进行全部实时监控。

　　市场的交易制衡，政府的权力制衡，法律的诉讼制衡，是制约“霸王条款”的三驾马车。要应对“霸王条款”这个对手非常困难，必须找一些简化机制来对应。法律就是这样一个信用简化系统：当出现失信违约情况时，它赋予了人们可以通过司法途径采取的种种制裁手段。

　　但是，我依旧对开瓶费宣判带来的法律正效应心存疑虑：由于国内法律条款的束缚，集体诉讼是水中月镜中花，消费者维权只能由一个个个案来推进，所耗费的成本太高。也许，在惩治“霸王条款”走向法治之路上，我们还要等待《反垄断法》出台的那一天，还要等待垄断坚冰慢慢融化于更开放、竞争更充分的市场大潮中。到那时，政府监管依旧有其独特的位置，但政府不会再以行政手段解决一切问题，在明晰的法律面前，企业当有更改“霸王条款”的更大自觉。?ā??H??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