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年前去莫斯科 坐了9天9夜火车 以为学的是政治 问了才知是数学 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创始人讲述
“国家需要 我去留苏 使馆办婚礼”
前苏联女孩主动追求中国男生 竟欲卧轨自尽 50多对恋人后来大都遗憾分手 大部分信一把火烧了
和现在留俄的学生相比，在前苏联解体之前留苏的中国留学生，也许更多的是背负着党和国家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和重任。
1953年是我国向前苏联大批派出留学生的一年，那年向前苏联派出的大学生、研究生达到600余人，是当时派出人数最多的一次。
现任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名誉副会长的陈先玉先生，就是当时被选派的留学生之一。
这位年过八旬、白发苍苍的老人，一说起50多年前那段留苏经历，便神采奕奕、笑意盈盈："那时国家需要我就去了，没想到收获了爱情。我们出国真受人关注啊，国家领导人都接见过我们……"老人思绪一下子回到了过去，满怀感慨地对本报记者讲述。
留苏学生·出国
前苏联歌词是座右铭自学俄语打基础
说实话，我做梦也没想过自己能留洋。我的家乡是非常偏远贫困的小山村，当时教育比较落后，90%的乡亲是文盲、半文盲，我自己当时只是小学毕业。
前苏联歌曲是我最早接触的外国文化，那时我经常唱歌，能记住一百多首中外歌曲。
有人送给我一个笔记本，上面记着前苏联歌曲《风之曲》的歌词："谁要快乐就能欢笑，谁要做就能成功，谁要希望就能做到……"这成了我的座右铭之一。
1949年我调到北京机关单位任秘书。机关里大多是大学生、留学生。我自知文化程度太低，工作之余请了三个老师补习数理化等。那时正好赶上中苏友协建立，全国号召学俄语，我也报了名，坚持了两年多，没想到这给我留苏打下了基础。
1952年，组织上决定保送我赴苏学习。
在出国之前，周恩来曾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过我们。
坐了9天9夜火车一闻奶油味就恶心
1953年8月，我们踏上了开往莫斯科的专列，坐了9天9夜，大家都难受坏了，一闻苏式饭的那种奶油味就恶心。
但是看着窗外别样风情的异国建筑和风景，心情还是激动的。到站后一出来看到列宁格勒旅馆的高楼，觉得特好看。
记得当时在列车上，还发生了一件小事，让大家哭笑不得。因为很多人是第一次乘火车长途旅行，大家都不大习惯，吃不下、睡不好，特别是女同学，非常怕闻奶油味，不敢进餐车。
有一位女同学几天没好好吃饭，一心想喝点稀粥，吃点咸菜。我们找餐车负责人，要求煮点大米粥，特别强调只用水和少量大米。对方一一应允。
稀粥做好了，正要端走时，一位厨师突然放进满满一勺奶油，并一本正经地说：只有大米怎么行，应当增加些营养。
去端饭的同学一下愣住了，这位女同学还是没喝到中国式的稀粥。
留苏学生·学习
以为学的是政治问了才知是数学
到前苏联后大家陆续被分配到各个学校，在莫斯科的最多，以学工科为主。上学期间其实生活艰苦倒不要紧，主要问题是俄语的学习。
出国之前在留苏预备部只学习了九个月的俄语，突然转变了整个语言环境，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个非常大的挑战。特别是对我这种靠自学完成中学教育的人来说，困难更是可想而知。
跟当地学生一起听大课，我们根本听不懂，做笔记能记下几个字就不错了。
当时闹了不少笑话：两个同学下课回来，有人问今天上了什么课，其中一个同学说"听到讲马克思主义，可能是政治课"，问了别人才知道是数学课，讲的是序言。
还有一次，一位女同学到商店去买肥皂，看到一个貌似肥皂盒包着的东西，便买了回去。可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块黄油。
学校给我们每个人配了当地女生互助
为了克服语言障碍，大家都是三点一线地刻苦学习，半年里任何别的地方都没去过。当时前苏联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对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学习给了很多支持。
当时我所在的学校是所经济学院，学校绝大部分是前苏联的女学生，为了帮助我们攻克俄语难关，学校特别给我们每个人配了个前苏联女学生做互助。
她们很辛苦，每天都要花个把小时来帮助我们。基本上一年以后我们的语言障碍就过了。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团访问前苏联时，还曾接见了我们。
留苏学生·爱情
前苏联女孩追中国男生不同意就“卧轨自尽”
为了保证我们在前苏联集中精力学习，出国之前，国家给我们定下规定：学习期间不回国探亲，不能恋爱结婚，更不能和当地人通婚。同时，前苏联政府也有专门法令，不允许前苏联公民与外国人通婚。
但前苏联的女孩子喜欢中国的男孩，学习好、纪律好，不抽烟喝酒，脾气又好，表面看上去不太热乎，但里面热乎——像“暖水瓶”。于是，有的前苏联女孩主动追求中国男生。
棘手的事终于发生了。列宁格勒铁道学校一位当地姑娘爱上了中国留学生。男生即将毕业回国，姑娘主动提出结婚，但当时我们的纪律要求是不准恋爱结婚。
于是，这名姑娘通过校方和前苏联外交部向我驻前苏联大使馆提出交涉，她还在给中方的信中这样写道：“如果中国政府不同意我们结婚，我将卧轨自尽!”
后来，使馆向国内报告，当时前苏联已取消了不准与外国人通婚的法令，经过特别批准，才促成了这段特别的姻缘，他们结婚后女方也一起回国。这是第一桩中国留学生与前苏联的姑娘结婚的例子。
50多对生死恋人后来大都遗憾分手
这个先例一开，自此恋爱的就多起来了，中国男生和前苏联女孩要求结婚的渐渐增多起来，当时结婚的有五六十对，占留学人数的0.5%，差不多200人中就有一人与前苏联姑娘结了婚，并一起回国。
但由于各方面的差异，加上后来中苏关系恶化，曾经发誓生死相许的50多对恋人，大都没有经得起环境和时间的考验，最终能保住的没有几对。绝大多数前苏联姑娘办理了离婚手续，带着既遗憾又知足的矛盾心情回到前苏联，遗憾的是与丈夫没能天长地久，知足的是有了与中国丈夫共同生育的子女陪伴自己一生。
中苏关系正常化后，有的学长要求去探望子女，我也曾帮助过几位学长成行。有的还带着国内后婚的夫人和子女同往俄罗斯走亲戚，听说个别家庭还发生了戏剧性的故事。
婚礼在大使馆举行儿子在前苏联出生
我和夫人在国内留苏预备部学习时便认识了，她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但当时我们只限于普通朋友之交。到了前苏联，我和她就被分到了不同的学校学习。
1957年，我在中国驻前苏联大使馆工作，在一次使馆招待会上，我和她又一次见面了。那一次，生性腼腆的我终于鼓足勇气，向她要了通讯地址。
不久，我们便恋爱了。我们的婚礼是在大使馆举行的，第一个儿子也是在前苏联出生的。
陈先玉
1926年生于河北阜平，中共党员，高级外交官。
1958年毕业于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获经济师优秀毕业证书、硕士学位。
1955年起在中国驻前苏联大使馆任职，负责与苏方具体办理留学生派遣、分配、调换专业等事。
1991年离休，荣获外交部长签发的“为国家的外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荣誉证书。
1989年参加创建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工作，现为留苏分会名誉副会长。
留苏学生·回国
边远地方一待十多年大部分信一把火烧了
那时的留学生，毕业后都回国了，服从国家分配到各种不同的岗位工作，许多人都在边远的地方。每个人都尽心尽力，闷着头干。有的在大西北的沙漠里工作，孩子上学都很困难，还有在海上工作的，一待就是一二十年。
文革期间，很多在外地的同学比较惨，受了很多磨难。那时好多人来调查我，总问我谁是特务，我说哪有那么多特务啊。好在后来他们都逐渐被平反了。文革时，我把大部分那时的信、照片、书和音乐制品一把火烧了，所以现在留下来的几乎只是回忆。
现在留学门槛低了发展前景依然不错
1989年，随着欧美同学会的成立，留苏分会也成立了。留苏和现在留俄的新老会员已有三千多人，前苏联解体之前留苏的不少老会员，现在都已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其中不乏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政府部门部长、科学院院士等，大学教授、高级工程师就更多了。
相比过去，现在去俄罗斯留学的门槛低多了，学费也较为便宜，留学形式不再只限于公派。俄罗斯现在仍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留俄人员回国后的发展前景依然被看好。
记者手记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采访临近结束时，陈先玉老人不断看着手上的腕表，脸上流露出焦急的神情。
他说，夫人在家里也许等着急了，会担心他。他告诉记者，妻子近几年身体不好，躺在床上需要人照顾。他说：“我和老伴已经约定好了，我是他的靠山，她是我的精神支柱。”
老人说，明年是他和夫人结婚50周年。从留苏时期的相识、相恋，到现在的相濡以沫，老人和妻子已共同走过近50个春秋。看着他饱经风霜的脸上洋溢着满是幸福的微笑，那一刹那，心中涌起一阵心酸和感动。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说的就是这种感觉吧。 本版撰文/记者李莎 (责任编辑：王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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