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机构委员名单近日公布，日方主席为前日本驻联合国副大使、东京大学教授北冈伸一，中方主席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其中的日方成员小岛朋之曾提出“合作和遏制是对华政策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坂元一哉曾称“日本的战争责任已经承担完毕”。（中青在线12月23日）

　　由于此前有媒体指出，此次日方参与学者大多是接近日本政府观点的人，笔者对此次由双方政府主导的共同研究的前景，并不看好。但对“在研究历史方面，侵略者没有权力加入”这类不分青红皂白的观点，却不敢苟同，因为有很多日本历史学者还是令人尊重的。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如今是个敏感的话题。但其实直到1982年，教科书问题才第一次出现在中日关系中，并引起争执，而这个问题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在日本国内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以东京教育大学（现筑波大学）教授家永三郎三次教科书诉讼最为著名。这是一次长达32年的漫长诉讼，1997年8月，日本最高法院判定文部省违法，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在记述战争的真实与事实方面，较过去有了相当进步。“南京大屠杀”的字眼，在消失了20年之后，再次出现在教科书中。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在这个进展中，中韩等国的政治压力并没起太大作用，主要的推动者，还是以日本历史学者为首的民间力量。

　　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表层的原因是文部省的“审定教科书”制度，根源则要追溯到麦克阿瑟统治期。其一，麦克阿瑟没有解散日本的财阀集团；其二，出于压制左翼社会党的需要，组合了自由民主党。而财阀和自民党人士与战前的统治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深受皇国史观的影响。正是这些人，在上世纪50年代忧虑于“教科书被左翼学者所控制”，于1956年新设了“教科书调查官制度”，力图通过权力来对民撰教科书进行干涉。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正是由于在这之后二三十年里，中国等亚洲国家，对日本当时比现在问题更严重的历史教科书沉默不语，错失了施加影响的最佳时机，一代新日本人长成了，问题才更棘手了。而1997年“家永案”挫败后，日本右翼改变策略，在巨大财力的支持下，开始组织“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撰扶桑版历史教科书。但是，2005年宣称采用率要达到10％以上的该版书，在学界、教师、市民的强烈反对下，采用率没有超过0．5％。

　　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日本的大学自明治维新开始，就是完全按照西方大学的模式建立的。日本的学术自由、学者独立性，虽然比西方可能尚有不足，但在亚洲却是第一流的。在良好的制度框架内，学术能够按照学术本身的游戏规则运转。以历史学而言，虽然不同的学者对同一段历史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但是吃这碗饭的人，却不敢否定一个确定的史实。其实在日本，大多数温和的右翼也是承认有南京大屠杀、731部队、慰安妇这些历史事实的，叫嚣“南京大屠杀是个谎言”的，只是少数极右翼狂人。

　　中日两国都是亚洲的大国，从历史教训看，两个大国长期怒目对视，最终对谁都没有好处。而中日两国要善意相待，首先就要解决历史问题，主要是东亚的近现代史问题，要有一个理性的、基于史实的态度。我们对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认识要坚决反对，但同时，对日本的史学界我们也需要有一个理性的态度，一通不分青红皂白的乱骂不是好的斗争策略，反倒会令我们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