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外交政策，在不明就里的局外人看来，好像是铁板一块，多年一以贯之。其实不然。即以布什总统而论，其第一任外交政策，就被新保守主义所主导，单边主义，先发制人，诉诸武力，政权更迭，一时甚嚣尘上，效果甚为不佳。第二任期，赖斯出任国务卿后，开始对外交政策进行调整，如重新重视联合国的作用，并加强同盟友与大国的协商，表现出从单边主义向多边主义的回摆。乍一看，赖斯外交似乎与前任大异其趣，但细细分析，并没有脱胎换骨，即并没有完全回归到美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外交轨道上来。

　　“伊拉克研究小组”报告的出台，便将二者的分野凸显出来。

　　突出的分歧，表现在美国是否要同伊朗和叙利亚进行接触上。研究小组的接触建议在赖斯那里遭到了质疑。赖斯表示：“至于伊朗和叙利亚，让我们记住，这是个行为问题……你能改变这两个国家的行为吗？”赖斯更借机对两国支持恐怖主义进行一番严词谴责。

　　第二个分歧在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外交重点是放在价值观上还是放在现实利益上。研究报告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是，如何促成伊拉克和中东局势的稳定，以便美国能较为体面地抽身退出。该报告只字不提让伊拉克成为“民主样板”和对大中东实行“民主改造”的“崇高”目标。这与赖斯的“改造性外交”新方针格格不入。赖斯念念不忘的就是高举“民主自由”的旗帜，对中东国家进行“民主改造”。

　　这两条不同的外交路线各有其历史渊源与背景。伊拉克研究小组主席贝克，当年是老布什总统的国务卿。在任期间，是现实主义外交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主张的是地区力量均衡，在外交策略上注重斡旋与谈判。在伊拉克研究报告公布时，贝克表示，伊拉克的稳定同样符合伊朗和叙利亚的利益，因此两国是可以争取的对象。既然在冷战年代美国可以与死敌苏联谈判，那为什么现在不能与伊朗和叙利亚谈谈看呢？伊朗在阿富汗战争中不是助了美国一臂之力吗？叙利亚在海湾战争中不是站在了美国一边吗？即便是谈不成，于美国也并无任何损失，何妨一试？

　　但在赖斯看来，对伊朗和叙利亚一类国家，如果不能像新保守派所力主的那样进行军事打击或政权更迭，那就只有实行遏制与打压。因此，赖斯的外交，尽管增添了多边主义色彩，但从其拒绝妥协，推行“孤立外交”、“制裁外交”和“对抗外交”的主张中依然可以看到其与新保守主义藕断丝连有所传承的一面。这一点，我们在夏天那场以黎冲突中看得更为清楚，赖斯仍未放弃通过军事打击手段来实现中东民主改造的梦想。

　　因此，赖斯外交路线的另一内核就是它的理想主义。赖斯认为，“中东的痛苦遭遇源于其60多年来的自由上的赤字……民主改革的缺失。当我们在着眼于中东未来的时候，这意味着民主改革的重要性……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中心，或许还是其唯一的中心。”

　　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两条外交路线的清晰分野。老外交家贝克看到了敌友关系的复杂性与可转变性，看到了妥协的必要性，所以主张多边外交、均势外交，主张走国际路线，他试图把美国的冒险外交拉回到传统的现实主义外交轨道上来。而新手赖斯则是在新保守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双轨上运行，仍习惯于将世界看成非白即黑，非友即敌；因此将外交简化为非拉即打的选择。

　　美国的两条外交路线之争，看来还有一些好戏可看，我们不妨一旁耐心静观。

　　（作者为本报驻美国首席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