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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市场条件下，政府的教育职责怎样才能得以最好的体现？有人提出既不是民办也不是公办的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政府按照教育规律和办学逻辑向所有学校赋权，无论学校的公、私性质

　　民办学校的又一个生死节点即将到来。

　　12月11日，教育部部长周济在武汉“第二届中部崛起人才论坛”上表示，明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将全部免收学杂费。实际上，从今年3月起，国家已经开始投入62亿资金对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两免一补”(为经济困难的农村家庭子女免费提供教科书，免收杂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政策。

　　而今年，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却在经历倒闭潮，直接原因即是很多地方的民办学校学生无法分享国家的“两免一补”。

　　“回流”公办学校潮

　　新华社记者对广西、宁夏、湖南和海南等地的调查表明，国家对这些地区实行了“两免一补”政策后，在义务教育阶段靠“低价战略”谋求生存的民办学校已经被釜底抽薪。尽管按照规定，民办学校的贫困学生同样应享“两免一补”，但教育学者杨东平告诉记者，对于很多财政比较吃紧的地方政府来说，“肯定是能够不给就不给。”

　　广西博白县东平镇民办学校远洋中学校长刘康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算过细账:“‘两免一补’规定公办学校每名学生每学期都有65～90元不等的补贴，民办学校虽然得不到补贴，但要吸引生源，却要少收同样数额的杂费，为避免亏本经营，我们只能任凭学生回流公办学校。”

　　“两免一补”对每个学生来讲能够减免的数额虽然不大，但却立竿见影。调查表明，自今年2月新学期开始，民办学校数量相对较多的宁夏银川西夏区、广西柳州市、博白县、湖南湘潭市等地民办中小学招生人数就急转直下。

　　银川西夏区的胜利、理想、兴盈、便民等6所民办中小学，有2000多名学生退出民办学校转向公办学校。广西博白县宁潭镇14所民办教学点中有13个解散。

　　据海南省民办教育协会副秘书长李国栋介绍，如果任由生源流向公办学校，海南将会有4成的民办学校走向倒闭。

　　大量民办学校学生向公办学校回流，使得很多公办中小学一时“爆棚”，广西宁潭镇党委副书记罗昶说，开学一段时间以来，最大的事情就是帮助公立学校到解散的民办学校借桌椅，向上级打报告增加教师人数。

　　受限的教育券

　　教育券，原本被认为是既能让政府承担责任，又能激励各类学校公平竞争的一把钥匙。

　　这一创见，来自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弗氏提出：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可以通过给学生直接发放教育券来实现。领到教育券的学生可自主选择，到任何一所自己喜欢的学校就读。学生把教育券交给学校，学校再凭券到政府领钱——这样政府承担了责任，而公共资源又能以市场化的方式配置。

　　这一“天才的发明”从上个世纪50年代提出之日起就引起经久不息的争论。

　　2001年，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因为在中国大陆首次采用教育券而受到关注。是年，长兴县教委为上清泉武术学校义务教育阶段的长兴籍的学生们发放了教育券。学生凭券入学，可减免500元杂费。第二年开始，这一范围扩展到就读小学、初中和职高的本县籍的中小学生。后来又发展出义务教育阶段各类学校的扶贫助学教育券、补助薄弱高中和民办高中的教育券以及农民技能培训教育券等等品种。

　　截止到2005年，5年中，长兴县教育局共发放各类教育券25261张，计737万余元。

　　经济学家茅于轼2003年在杭州召开的“全国教育券、教育选择权与教育公平高级研讨会”会上对此评价道：“说到教育券，首先让我联想起的是当年安徽小冈村18户农民的血手印。”

　　据长兴市教育局副局长刘月琴介绍，教育券在长兴确实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实施教育券后，两三年前，“长兴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招生比例就已经达到1:1，现在长兴职校学生数已经反超普高。”

　　教育券的另一个直接效果是，在3年之内，长兴吸纳到4.45亿元的民间资金进入长兴民办教育。清泉武校之后，民办的华盛虹溪中学、金陵中学纷纷成立。

　　长兴的教育券经验很快得到推广。杭州市上城区、温州瑞安市、衢州江山市、湖州长兴县和湖北监利县、四川成都青羊区等地，都纷纷根据各自的情况推行教育券。2005年底，浙江省开始在全省推广助贫教育券制度。

　　但是，教育界的专家们不能不注意到另一个数据：长兴每年用于教育券的费用仅占到县教育经费的千分之七。曾经赞美长兴教育券改革“是一场让人惊喜的制度变革”的浙江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在12月15日接受本刊采访时却说：真正的教育券在中国还没有出现。

　　他认为，弗里德曼意义上的教育券应该具备两个条件：普遍实施；建立在学生自主择校基础上。“而长兴的教育券，主要是用来扶持贫困学生的，与原来贫困学生的补助金性质类似。严格上说是教育代金券。它不是建立在选择的基础上。”

　　在长兴，尽管有了教育券，最吸引人、办得最好的学校，仍然是公立学校。

　　2005年，长兴县教育局准备在高中阶段全面实施按学生人均培养成本核算拨给教育券的制度。然而他们征求民办学校校长的意见时，校长们担心：按现在规定，学校从学生手中收到的教育券，是要等到学生接受完相应的教育才能去县财政兑换现金的。“万一那个时候财政不能按时全额兑换怎么办？”

　　公办学校校长的意见就难办了。

　　长兴市教育局副局长刘月琴说，公办学校校长们提出的问题是，现在学校得到的财政拨款，一大部分是教师工资，这属于国家统一的财政专用账户，县一级的机构谁也无权动；另外还有很多拨款，有的是政府对基建欠债的补偿，有的是政府对基础薄弱校的扶植，公办学校与政府间的关系千丝万缕——这些都怎么化成教育券？

　　还未开展的“高中教育券”就此夭折。

　　刘月琴说，其实教育券实施起来，还有种种问题：一是，会不会鼓励“择校热”，使公办薄弱学校难于生存？二是在学校实际的运作成本里面，学生的收费只是一部分，实行教育券后，是不是要导致学费大幅度提高？三是如果取消教师的财政专用账户，就会牵涉到人事管理制度的改动。所有这些，都涉及到整体制度问题。

　　对此，杨东平认为，在现实操作层面，教育券恐怕对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可资借鉴。东莞市市长刘志庚就曾在两会上建议，国家应向农民工发行“教育券”，让他们的子女向流入地政府“买”回免费义务教育权。

　　新型政校关系

　　教育券受制于现实制约，无法在更大更广的范围实施，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我们对教育的管理实际上仍是计划经济框架下的。”刘月琴说。

　　华盛虹溪中学校长林宗景向本刊记者表示，按道理民办学校的生存空间在于自己的特色，但是他们却不得不和公办的重点中学比升学率。

　　长兴技工学校负责人则向记者表示，成本完全不一样的专业，在政府的统一定价下却是同一价，学校完全没有定价权。

　　“我们需要反思在市场条件下政府的教育职责和行为界定”。杨东平向记者表示，下一步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构筑新型的政校关系。

　　他认为，即使是公办学校，全部费用由政府来出，也不意味着政府就可以直接介入学校的管理。

　　现在有人提出既不是民办也不是公办的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政府按照教育规律和办学逻辑向所有学校赋权，无论学校的公、私性质。“通过放权恢复学校的办学自主性，这样才能满足公众对教育质量和内容的多样化、选择性要求。”杨东平说。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何忠洲）

(责任编辑：黄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