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经济安全”

　　《权衡》：您对产权问题一向比较重视。不久前，在《物权法》的审议和修订中，立法部门提出，就产权保护而言，现实中受侵害最严重的恰恰是国有资产，所以要加强国有资产的保护。您对此怎么看？

　　张维迎：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如果说国有资产受到严重侵害的话，我们看最严重的情况是什么？不是由于某个人把它偷走了，或者转让的时候价格被低估了，最大的问题是投资的时候就打水漂了。但没有人去关注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地调查，这几个五年计划期间，所有国家投资的项目效果如何。我所知的内部人跟我讲，至少60％或70％都是浪费性投资。国家投出去1万亿元，真正创造效益的只有4000亿或3000亿元，甚至更低。这是没有办法靠《物权法》解决的。

　　国有资产根深蒂固的问题就是没有责任和权利的匹配。这样最好的结果也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北大的一些企业当年在香港上市，股价在20块钱的时候，我建议学校转让10％的股票，这样就可以兑现几个亿的资金，用于学校的发展。但是没人敢采纳。如果20块钱卖了，万一过一段时间涨到了25块钱，就有人骂你，你卖便宜了，国有资产流失了。但事实是，过段时间股价跌到两块钱，学校亏了，当然也没有人负责任。

　　好多国有资产就是这样，该做的事不能做，能做的事又不该做。所以它没有办法有效利用，最容易受到侵害。我从小在农村就知道，公家的东西肯定坏得最快，集体的牲口就是不长肉。没有办法，你只要给公家操作这个事，就变成所有与公共财产相关的人的行为方式。《物权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国有资产不能有效地利用和保护，该怎么办？是放在那儿，烂下去？还是变现为资本，创造更多价值？我认为，一个东西在我的手里只值1块钱，但是在你的手里值10块钱，我把它5块钱卖给你，你赚了我也赚了。这就是我一直主张国有企业要尽快转让出售的原因。有的时候，尽管交易中存在问题，也只能退而求其次。

　　《权衡》：如果出售国有资产的话，面临一个问题：卖给谁？例如凯雷收购徐工这样的案例，就有人认为，外资并购会对民族产业和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威胁。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张维迎：首先我不同意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观点来看待这些问题。在全球化条件下，安全的概念要重新考量。什么叫安全？我从来不认为粮食是个安全问题。如果真打起仗来，粮食到处可以种，北大校园都可以种粮食。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包括资本、人力的流动，依存度高了以后，大家不愿意动干戈，我觉得没有经济安全问题。

　　对国际收购，我觉得还是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国家有的时候可能是作为国际斗争的政治策略，就像美国一样，有很多的政治策略，这个可能需要研究，这方面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观点。

　　我关心的问题是：在企业经营中，我们给外资企业好多特殊权力，而我们的民营企业没有，使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不能够很好地发展他们的潜能，这是不公平的。现在的官员心态很复杂，国有企业卖给外国人的话，好像政治上冒的风险少，但是卖给民营企业冒得风险大。我知道有些案例，同样的土地，我给你每一亩比外国人多出10万元，但是政府就卖给外国企业，不卖给中国的私人企业，因为他有另外的盘算。

　　我主张应该给中国的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同等的机会和权力，否则的话，出现很多怪事，例如假外资。这就跟晚清的时候中国轮船挂着法国国旗是一样的。那个时候为什么挂法国的国旗？因为挂中国的国旗受不到保护，土匪来抢警察不保护你；但是挂法国人的旗就是外交事件了，警察就管。1980年代私营企业戴“红帽子”，现在的假外资，都是经济歧视政策的结果。

　　作为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或者中国人，我希望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得到与国有企业公平的待遇。否则的话，还不如把国企卖给外国人。因为现在国有部门浪费的资源太多了。与其让它浪费，还不如卖给外国企业，让它替我们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他拿走一部分，我们还分享一部分。

　　我原来打过一个比喻，我们国有企业像残疾人，让他参加奥运会；民营企业身体健康，但手脚被捆绑起来不让去。结果你想拿金牌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还批评我们的企业被外国人收购了。其实如果我们想拿金牌，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就是要把健康人手脚放开，让他们也去参加比赛。你让残疾人去参加比赛，比不过别人，就呼吁把外国人也绑起来，那不是一个好办法。

　　如果没有外国企业的进入，中国很难有今天的转变。我1987年访问日本的时候，到小吃店吃饭，当时最羡慕的是：什么时候国内的餐馆有这么干净就好了！那个时候国内的餐馆桌子都是油腻腻的，盘子都是脏兮兮的。这种状况什么时候改变的？麦当劳进来以后。麦当劳这么一个快餐店进来，整个改变了中国饮食业的卫生环境。

　　我的意思，不是国家一定要给民营企业特殊的优惠，但首先要做到不歧视它。如果早有这样的政策的话，我们的产业环境会比现在要好多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写了一本书，用大量的数据统计分析，为什么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如此之多、如此之广？他的答案是因为中国限制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不争气，没有办法填补这个市场空缺。所以，如果我们真正关心国家的经济安全，关心民族产业的发展，就应该给民营企业进入各种产业的自由和平等的条件。如果离开这一点谈什么保护，对外资限制，我觉得毫无意义。

　　我一直认为，一个国家国民的幸福程度、福利水平不仅取决于自己的收入状态，还取决于整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而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不仅是你的GDP，还依赖于你对影响人类进步的重大技术、组织制度有什么创新和贡献。假如我们中国的GDP上去了，但是所有好品牌的东西都是外国企业的，所有的核心技术都是外国创造的，中国人不会有很高的国际地位，仍然被别人看不起。

　　自主创新隐忧

　　《权衡》：你谈到一个国家的核心技术和优秀品牌，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国家的“十一五”规划中把自主创新提到了很高的位置，很多企业对自主创新寄予厚望。你对此怎么看？

　　张维迎：创新是跟企业家联系在一起的。创新和发明不一样，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讲得很清楚，创新是企业家的基本职能，企业家是进行“创造性的破坏”，带来财富的不断增加。现在很多人把创新理解为科技行为、政府行为，这是误解。发达国家之所以创新做得好，是因为企业家在做。我们现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本来企业家应该做的是技术创新，包括新技术的发明和推广，政府应该做的是体制创新；结果我们倒过来，大量的企业家是做体制创新，而政府成天忙着叫喊技术创新。

　　创新不是政府能设计出来的。我也不主张政府投入太多的钱搞创新。政府搞创新经常会变成我们前面讲的形象工程。上海交通大学“汉芯”的问题，实际上是与政府行为有关的。政府迫切需要你这个东西，去显示一下，树立典型。也许当事人不是一开始就想着造假，但想到领导对自己有这么大的希望，自己没做出来对不起领导，于是想赶快弄一下，这个时候就可能琢磨造假了。

　　未来中国能不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依赖于企业家。如果产权得到有效的保护，企业家有很好的激励机制，对未来充满信心，创新自然有动力。如果我们的政府不能放开投资领域，企业家总是提心吊胆，企业家精神得不到尊重，企业家行为不能得到合理报酬，无论国家投多少钱，我们永远不可能变成创新型国家。

　　像汽车工业，现在满大街上跑的车，上档次的都是外国品牌。中国三大汽车制造厂都被外国的品牌汽车肢解了，这个合作一条生产线，那个合作一条生产线，“一女多嫁”。这样的好处是市场的车多了。但是我们想象一下，假如上世纪80年代就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汽车产业，即使说90年代开始就给像李书福这样的人做汽车的自由的话，外国汽车品牌不会像今天占这么大的市场份额。单一个桑塔纳就占了多少市场份额？但我们的政策不行，很长时期不允许民营企业生产汽车。比如华晨，好多年前就开始研制“中华”汽车，但就上不了政府的汽车生产目录。

　　李书福这样的人不可能在国有企业生存。他的历史地位、成功与否只能从他本身做的事业来衡量。我不是说企业家本身的个人素质没有关系，但我们有好的制度安排以后，最优秀的企业家才可以做好创新。

　　《权衡》：在你看来，中国目前有哪些阻碍企业创新和经济健康发展的因素？

　　张维迎：首先是金融体制。我们的金融体制几乎所有的制度安排都在增加交易成本，这是很大的问题。金融是创新的血液，如果没有好的金融体制，新的技术即使出来了，也没有办法投入生产。不过这一点现在越来越乐观，因为好多外国的私人资金进入中国，来帮助中国创新企业家融资。

　　另外值得担忧的是，好多违反市场原则的政策不断出现，加上舆论的推动，使我们的经济在往前的时候有很大的脆弱性，如果处理不当的话，说停下来也就停下来了。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关于劳动合同法的修订，按照现在的版本的话，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非常严重的不利后果。

　　有个搞人力资源的资深人士讲，如果新的劳动法实施的话，就没有什么人力资源管理了。因为企业的解雇自由基本上就没有了。如果一个国家劳动市场变得非常的僵化，人们把保护劳工的希望都寄托于政府，而不是相信市场力量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要健康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劳动部门不管你的企业搞得好不好。按照这个规定，工会的权力大了，劳动部门的权力大了，动不动就仲裁，动不动查你的账，打的幌子是保护工人利益，保护弱势群体，实际上是在寻租。这有点像欧洲的一些福利国家，深究起来他们的劳动制度有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引进我们的国家，后果可能非常严重。因为我们没有他们那样的本钱来运行那样的制度。

　　另外还值得担心的是，现在有好多政策，打着宏观调控、治理产能过剩等冠冕堂皇的理由，限制企业投资，破坏企业产权，使民营企业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比如你原来跟银行有一笔3亿元或5亿元的贷款，一搞宏观调控银行就要求你提前收回来，你说怎么办？这就是侵犯产权。侵犯产权不是简单的偷和抢，随时破坏游戏规则也是侵犯产权。

　　我原来讲过一句话，没有哪个媒体敢登。你们一定要准确表达我的意思。我一般不太用国家利益这个词，因为好词被坏人用得太多。但我还是想说，对待民营企业的态度问题是一个爱国主义的问题。爱这个国家，就要扶植民营企业，给他们公平竞争的环境；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是对国家利益最大的损害。

(责任编辑：赵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