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广州改造旧城、发展城市中部的议题由来已久。今年9月底在广州闭幕的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专家再次打开这个话题；10月，政府高调回应，表示要调整城市发展战略，向内展开中优中调。至年底，中调战略写入党代会报告。同时张广宁表示，这一战略也将写入明年1月“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文件即将转为行动，行动即将改变城市，这正是城中大事。

　　防止老城黑化与空心化，在保护旧城风貌的前提下，改造城市空间，恢复老城活力，发挥城市中心的优势——在核心问题上全社会都可以达成共识，没有人会反对中调战略。但是，旧城改造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中国的不少城市中，它都引发了很多社会摩擦，并且带来了一些难以挽回、让人遗憾的后果。其中，最为敏感的一点便是房地产开发商的介入。似乎开发商一介入，就必然引发圈地和卖地潮，必然带来不合理的强制拆迁、不足够的拆迁补偿，必然破坏城市纹理高容积率，必然抬高房价导致老城旧民无法承担——所有这些人们最担心的问题，似乎都会因为开发商的介入而必然出现。在这种成见中，开发商就是一切城市问题的罪魁祸首，必须拒之于千里之外。

　　10月，广州政府曾经明确提出，要避免开发商卷入旧城改造，转而由市建监督下的城市复建公司来承担相关任务。不过现在这一方案已经变成，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原则下，引入有信用的开发商参与旧城改造。看起来这像是引狼入室，似乎中调战略将会因此陷入失败的泥潭，与其他城市的旧城改造一样落得声名狼藉。其实，即使由市建监督下的独立公司来负责开发，人们担心的那些问题仍然很有可能出现；而在政府主导下引入开发商，旧城改造的噩梦也仍然有可能不会重演。

　　因为，组建独立公司或是与开发商合作，都只是解决资金技术问题的一种方式，并不必然涉及开发权力的转移。不论是在已经失败的其他城市中，还是在尚未开始的广州，改造旧城的决定权主导权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只是有些政府心甘情愿地把这权力转赠给只求谋利的地产开发商，才酿成了不良后果。开发商手中有的不过是资金和技术，在多家开发商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只要政府在谈判中坚持原则，那么一切都在政府的掌控之中。

　　广州自1999年以来，旧城改造始终坚持拒绝房地产商。同一时期，广州城市空间迅速扩张，城郊土地供应充足，政府与开发商都无意于旧城，因此旧城改造的进程和开发商介入的话题一同处于搁置状态。如今，不仅城市扩张已经非常充分，而且国家的土地政策正在收紧，城郊土地的开发将受到更严格的政策控制——所以，不仅是政府的战略目光收回到中部，而且房产商的牟利目光也转移到中部。

　　这未必是巧合，政府的发展战略经常都是房地产商的发财线索，因为开发商代表了市场化的发展活力，是政府在城市发展中需要借助的力量；也因为，在房地产业中，政府与房地产商拥有很多共同利益、共同诉求，更不要说，这种利益联姻中可能还包含着官员寻租的利益链接。单从这个意义上讲，旧城改造和开疆扩土没有区别，政府能否在自己与开发商之间划清利益界限，这就是中部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

　　值得庆幸的是，政府有足够的动机与开发商划清界限，尤其是在旧城改造的过程中。因为政府的主导权同时也意味着责任: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愿意面对社会摩擦、民怨载道；也没有任何一位官员愿意承受房价高涨——那将承受来自市民和上级政府的双重压力；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希望旧城传统不续、风貌全毁。纵然房产业在为地方经济做贡献，广州政府也同样需要权衡经济利益之外的上述社会因素，甚至政治因素。权衡之下，其结果未必一定让人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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