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

　　权力———影响他人的能力。尽管巴菲特不曾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但杰出的赚钱能力和出类拔萃的社会责任感赋予他超越众人的权力，无怪乎《财富》杂志2003年8月11日发布的第一份“美国最有权势商人排行榜”把巴菲特列为榜首，并作出如此评价———“巴菲特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活着的商人更受人尊敬，不仅商人尊敬他，全体公众都热爱他。这就是权力”。

　　2003年5月20日，在美国国会就布什的减税提案投票表决之前，巴菲特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直斥取消股息税为“非常愚蠢”之举，减税让富人受惠最大。正是这篇文章在国会山广泛传阅，促使很多议员联手把小布什预定的减税额拦腰砍了一半。今年，我们再次看到了这一点，因为他于6月份宣布准备向美国5家慈善基金会捐赠370亿美元财产，占其财产总额的85%，创造了美国有史以来个人慈善捐赠金额的最高纪录

　　反观中国，我们看到的则是一片“礼崩乐坏”的景象。我们的精英们获得了太多的利益而承担的责任又太少，相形之下，我们的大众承担了太多的责任和代价而所获甚微。中国学者康晓光对当前中国精英阶层的状态作了一个如此冷峻的描绘：“相当多的经济精英和奸商类同，相当多的知识阶层和沽名钓誉、学术腐败、学术剽窃联系在一起。”什么样的社会是稳定的社会？只有精英有责任、大众有权利的社会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社会。

　　为什么全社会处处可以听到“社会不公正”的惊呼？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比发达国家更加不平等，而是因为中国精英群体的社会责任感比发达国家精英群体的低得太多。想在社会上赢得永久的安全感吗？请努力去赢得大众的尊敬。我们的一些精英们即使对老掉牙的“社会责任”之说嗤之以鼻，但为了可持续地掠夺，他们也应当具备最起码的智商。

　　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某些富人们每次受到一点任何公民都应当接受的正常监督，都能惹出一大堆为他们护短的说法，赦免原罪呀、警惕“仇富”心理呀……不一而足，甚至对描绘收入分配失衡程度的基尼系数作出了足以贻笑大方的解释，甚至把一部分富人的不义之财与改革成果划上了等号，为此还不惜把合法致富者绑架来作为非法致富者的人质。为了形成这样一种良好的社会机制，我们需要一种健康的氛围。为了赋予经济精英们起码的社会责任感，为了约束他们的行为不至于失控，我们的舆论、我们的政府应当给予他们更多的监督。（作者系商务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