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代表”比例问题很重要吗？

　　特约撰稿／潘多拉

　　在上周举行的2006年广州市人大制度理论研讨会上，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认为，目前人大代表的结构问题比较突出，党员、官员代表比例偏高，农民、工人和外来人口的利益缺少真正的代言人。据介绍，广州500名人大代表中，地方官员代表占了38．43％，“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身份集于一身，造成角色冲突或职责缺位。

　　官员代表在本届人大代表中占38．43％，这个在广州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看来“偏高”的比例，若放在全国范围内衡量，或许并不算高。去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做了统计，发现全国人大代表中有近70％“是来自行政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他曾大声疾呼：人大代表中“官员之多是世界罕见的”。

　　众所周知，人大代表的组成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人大代表中如果官员比例特别是“一府两院”官员的比例过高，无论从逻辑上讲，还是从实际情况看，都不利于人大机关履行立法和监督职能。近几年来，学界和实务界一直对“官员代表”比例过高多有批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甚至不无“极端”地建议：应取消官员代表，官员不能同时兼任人大代表。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论断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即来自某个领域、群体或阶层的人大代表，主要就是为这个领域、群体或阶层说话；相应地，某个领域、群体或阶层的选民，主要也是从自己的领域、群体或阶层选举人大代表，将他们视为这个领域、群体或阶层的代言人。一般而言，这个前提是能够成立的，但是，它却不是唯一的前提，随着社会主义市场制度的逐步完善、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以及基层民主的不断扩大，这个前提也在不断的丰富与转换之中。

　　这些丰富与转换主要表现在，其一，来自某个领域、群体或阶层的人大代表，不一定主要就是为所在领域、群体或阶层说话，有时他会主动为其他领域、群体或阶层代言，为表达他们的诉求、维护他们的利益奔走呼喊。其二，相应地，某个领域、群体或阶层的选民，即便也从自己的领域、群体或阶层选举了人大代表，但他们却把目光投向来自其他领域、群体或阶层的人大代表（或者说，如果条件许可，他们也会从其他领域、群体或阶层的积极分子中选举人大代表），希望后者成为他们的代言人。比如一名职业律师当上人大代表后，他很可能以人大代表的身份，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把相当一部分精力用于为城市下岗职工和农村失地农民维权；而一些下岗职工和失地农民也逐渐会认识到，这个与他们并不属于同一阶层的律师代表，作为他们的代言人是绝对称职的。律师代表可以做到这一点，官员代表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大代表和选民之间的关系，是代表与被代表、代言与被代言的关系。选民要寻找能代表他们的利益的人大代表，而并不一定在乎这个代表是不是他们所在的领域、群体或阶层中的一员。选民在寻找可以为他们代言的人大代表，一些具有高度职业意识的人大代表，以及那些努力竞选人大代表的积极分子（律师、大学教授、新闻记者、自由职业知识分子，也包括一些公务员），其实也在寻找自己可以为之代言的公民。除了这样一种双向选择而有时“一拍即合”的关系，还有一种情况是，一部分在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公民，由于自身条件或客观环境的限制，既无法从自己所在群体中选出代表，也缺乏为自己“寻找”代言人的意识、能力或机会，因此面临着自己不能发言、也没有代言人的困境。这部分“失语”的公民，更需要有人大代表和竞选人大代表的积极分子主动向他们靠拢，主动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由此回到人大代表中“官员代表”比例过高的问题，可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比例高到了何种程度，而在于这些“官员代表”是仅仅只代表官员群体发言呢，还是他们中有人能够超越官员群体的利益，积极为其他群体代言？进而言之，问题的关键更在于，“官员代表”是经过真实无虚的选举程序（包括竞争性程序，即官员参与竞选，而不只是候选），由选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的呢，还是像蔡定剑先生分析的那样，选举制度有时“没有真正体现民意，有一些计划安排的成分，所以官员很容易得到代表的位置”？如果是前一种情况，那么我们有理由对“官员代表”抱以乐观的期待。而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我们可能就会不无忧虑地看到，有的“官员代表”不但难以履行好为选民代言的职责，甚至也难以完成好为自己所在的官员群体说话的“任务”。这样的“官员代表”其实也处在“失语”状态，或许他们本身也需要被人代表亦未可知。

　　适当降低“官员代表”的比例，改善人大代表的组成结构，是人大制度改革的一个基本趋向。但是，目前更要注意完善人大代表选举的程序和环节，增强选举的竞争性，让更多具有职业意识的公民参与人大代表的竞争。�熥髡呦怠侗本┣嗄瓯ā菲缆墼保�杂文家）■

(责任编辑：王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