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晚上7点，中华慈善文化(无锡)论坛暨首届市长慈善论坛第二天，一场特别的茶话会在无锡太湖饭店舒天阁开场了。
主持人是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杨团，与会者有3位副市长，数位NGO领袖，以及20多名学者。
杨团原本安排三方代表坐到一块“嗑瓜子”，没想到来自民间的NGO领袖和学者形成同盟，与代表政府的3位副市长激烈交锋；学者们的发言观点尖锐，杨团坦言，如果把这种“对话”搬到大会上，“我们的会就别开了”。
譬如，中央党校赵黎青教授说，以前的“捐税”现在大家已经不知为何物了，但是经过这几天讨论，“我知道什么叫捐税了，政府一手拿税，一手拿捐啊”。
赵黎青的话引来哄堂大笑。在座的新疆克拉玛依市副市长雷红霞面露尴尬之色。茶话会后，雷红霞皱着眉头对记者说：“我觉得他这个说话不合适。”
副市长雷红霞兼任着当地慈善总会会长。
官员异口同声
这次，一共有19位副市长前来无锡参加论坛，与雷红霞一样，其中好几位兼任市慈善总会会长。由政府在职官员兼任慈善总会会长——一个民间慈善组织的一把手，既让学者们感到“意外”，也让NGO领袖们感到“不公平”。
“慈善事业的根本目的，在于社会民间力量自主灵活地救助社会弱势群体。”雷红霞说。但她又认为眼下还做不到，因为民间力量慈善理念缺乏，社会公信力较差，因此政府的主导和推动起着决定性作用。
2000年，石油城克拉玛依市成立慈善总会，市领导让主管民政工作的雷红霞去兼任会长。这个慈善总会从成立开始就被纳入政府“温暖工程”，作为社会救助的一支重要力量，与18个相关政府部门一起履行扶贫帮困的公共职责。
“你们把慈善总会当成一个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主持人杨团问，雷红霞的回答简单有力：“对，对。”
具体而言，克拉玛依市慈善总会的办公设施全部由政府供给，人员配置由政府提供编制，决策层由在职政府官员担任，名誉会长则是市人大主任、市政协主席和市委老领导，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与一个政府部门并无二致。
这样的制度架构，让山东胶州市副市长李军梅感到很惊讶：“我们正好相反。”胶州的慈善总会会长不是由现任副市长兼任，而是由市委老领导担任，她说：让这些“有影响力、有人格魅力、口碑好”的退休领导去搞，政府只做监察官，对善款的使用进行监督。
在和记者座谈时，两位女市长对慈善总会的性质展开了一番争论。雷红霞认为，慈善总会有独立法人资格就是一个民间团体，至于它的领导是否由政府官员来当，运作成本是否由政府财政埋单，无关宏旨。而李军梅认为，政府不能直接领导民间团体，即使慈善总会由退休官员来领导，都不能算“纯民间团体”。
不过，她们俩对政府是否应该参与和推动慈善事业发展这个问题上，看法却完全一致：眼下中国发展慈善事业，政府直接的行政干预必不可少。
追问政府角色
12月16日上午，首届市长慈善论坛在太湖饭店五湖厅进行。主持人骆新的第一个问题开门见山：“究竟什么是慈善？”
市长们对慈善的理解“各执一词”，有的说，慈善就是要帮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也有的说，慈善就是救贫济世，达到社会公平；还有的说，慈善就是社会的公平，人的平等。
赵黎青教授在台下听了9位市长对慈善的解读，很不以为然：“他们对慈善的认识水平显然不高，居然没有一个答对、及格的。说慈善是促进社会公平，扶贫济困，这些政府都要干，但并非做这些事情都是慈善，问题是什么人、什么组织做这些事情！”
骆新的第二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的慈善事业远远落后于美国？一位市长回答说，慈善工作还不到位，需要政府的引导和帮助，进一步改善工作的理念、智慧和方式。
“政府引导”、“政府带头”、“政府主导”……这是市长们在回答中不断出现的概念，其中一位市长讲得很清晰：“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慈善事业，政府的参与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宣传、倡导、组织、策划，政府是强大的推行者和介入者。”
骆新显然对这个表达背后的逻辑很感兴趣，他马上追问：“您觉得法律控制下的道德还是不是道德？”
“是。”
“您觉得在法律强有力的压力下，道德还是道德吗？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没有法律的强力干预，就不可能产生道德？只有通过某种非常强制的手段才能产生道德？那么，慈善是一个发自内心的，还是政府强制下的(行为)？”骆新追问。
“应该是两者兼而有之。”
骆新念了一句抄自《中国慈善发展纲要》里的话来诠释慈善：广泛发动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自愿捐赠资产和劳动。骆新提醒在座的市长们，他们刚才所说的有关扶贫济困的社会保障并不属于慈善，而是政府应该承担的义务，“刚才是不是有一个问题被混淆了，跟纲要里说的有点不一样？”
市长们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继续坚持己见。目前，帮困助学以及医疗救助正是市长们主导下的各地慈善总会做得最多的慈善工作。纵使骆新伶牙俐齿，依然孤立无援，没有一个市长认同他的观点。“慈善该干什么？我们理解的就是扶贫济困。”李军梅后来对记者说。
“如果政府不断地用它的方式来做慈善，其实也剥夺了，或者说也影响了相当一部分老百姓的慈善权利。”骆新说。
他面向9位市长扫了一圈，希望有人给他一个正面呼应。结果是一片冷场。
这一场景预示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仍将是中国慈善事业的主角。
有所为有所不为
“不必等看了骆新和市长们的对话，第一天晚上的慈善晚会，我们就感到悲哀了。”一位NGO负责人如是说。
论坛第一天晚上，与会代表一起前往无锡新体育馆观看“和谐中华、爱满人间”慈善晚会。晚会中有一项“慈善大行动”活动，由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现场向苏北、延安、新疆等地的弱势群体捐款，然而舞台上对着电视镜头举起银行支票大牌子的，无论是捐赠方代表，还是受捐方代表都由政府官员出场。
这位NGO负责人对这种安排很有意见：“为什么捐款者是灵山慈善基金会，却看不到他们的代表？”他为这种“民间搭台，政府唱戏”的做法感到不解，他认为中国慈善发展的健康途径应该是“政府搭台，民间唱戏”。
记者把这位NGO负责人的话向雷红霞和李军梅转述。雷红霞的反应最激烈：“简直就是胡扯，政府在这里没有任何私利。第一，我有财政保证，不靠捐赠来养活政府；第二，即便政府过过手，也是从这里送到那里，一个中转站而已。那天政府官员上台举了一下牌子，就是这么一个形式嘛。”
学者唐钧的观点，要比NGO负责人的牢骚尖锐得多。唐钧是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他在总结发言时说，慈善已经成为政府筹集资金的一个新渠道，成为一种特别的税，一些地方政府对慈善感兴趣，是因为慈善可以“捞钱”。
“胡说八道”，雷红霞对记者说，“他如果说地方政府这样做是为了政绩，我觉得还说得过去。这个政绩不是去搞形象(工程)，而是实实在在解决老百姓困难，这种政绩有什么不好？”
而李军梅坦陈：“(慈善捐款)目前确实是地方政府财力的一个补充。”看来，唐钧的描述并非无的放矢。在李军梅的日程表里，排第一位的并不是慈善工作，而是招商引资，“为什么？就是养活自己。”李军梅说，现在地方政府的日子并不好过。在这种现实下，慈善作为公共财力的一个补充，配合政府进行社会救助，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未来政府财力增加，地方政府的角色可能要发生变化，也就是说，这种直接的行政干预的力度要减少”。
这层意思，雷红霞在茶话会上的表达非常生动形象：如果政府扶持的慈善组织长成一棵大树，那大树底下小树小草(其他慈善组织)就很难长大了。俗话说：大树底下长不出好草。因此，雷红霞也认为，将来政府必须退到幕后。
这也是本次论坛上市长们的一个共识，无锡市副市长王国中在论坛大会“典型发言”中说得非常精辟：政府今天的有所为，正是为了明天的有所不为。 (责任编辑：王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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