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朱红军

　　2006年，周瑞金67岁了，退休已七年。

　　这一年，他每日参禅，诵心经，念大悲咒，偏头痛的老毛病日盛，中医建议打坐治疗，由此不分场合，但凡坐定，双腿盘若莲花。这一年，他还笃信起“认知科学”，常煞有介事地感慨生命之奥秘，惊叹佛教经书对于人生预言的精湛。偶尔还在网络、报刊上，唠叨着最开心的养生之道，就起居生息，大谈生命在于平衡。毕竟，他已经67岁了。

　　也是这一年，他以“皇甫平”之名发文《改革不可动摇》，招来风雨如磐，于是不甘寂寞，从第三次改革争论，到上海社保案，直至越南政治改革、任仲夷逝世一周年，每遇块垒之事，依旧心痒，不吐不快，既而以文章针时弊，入漩涡，惹得好事者揭老底，蜚短流长，却兀自“聊发少年狂”。毕竟，他才67岁而已。

　　再见周瑞金，是《改革不可动摇》发表之后的第10个月，还是在上海番禺路上的真锅咖啡店。他徒步而来，隔着人群爽朗地招呼示意，话未开口，已脱鞋盘坐，一杯铁观音仰脖而尽。待茶酣耳热后，外套脱了一件又一件，嗓音也越升越高，说到厉害处、痛处，拳头“咚咚”敲击桌面。

　　“在体制内有板有眼了几十年，却处处体现出不受拘束的文人气息。”旧下属的评价真是恰如其分。

　　“皇甫平重出江湖”

　　这支笔，15年前掀开了第二轮思想解放的序幕。

　　1991年，他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主管评论。在当时国内一片对改革开放进行“姓社姓资”的诘难中，他主持写作了署名为“皇甫平”的系列评论：《做改革开放的领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和《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文章高倡改革开放的声音，一扫当时国内对于改革开放的沉闷氛围和游移态度。第二年，小平同志南下视察。

　　15年后的今天，这支笔从年初的《改革不可动摇》开始，一发不可收，周瑞金陶陶然，“皇甫平重出江湖了”，动静不小。

　　岂止不小，简直千层浪。《改革不可动摇》第一次将弥漫在网络间的改革第三次争论，带进了严肃的纸媒空间，随后中央高层出面，以类似文章标题的结论，一言定调。

　　7月份，邻国越南政治体制改革渐入高潮，又是这支笔写成了《越南改革值得关注》，条分缕析了四大特点，包括推动党内质询制度、中央委员和重要领导职务的差额选举和信息公开化、真正发挥民意机关作用等。不久，中央高层访问越南，文章又掐在了节点上。

　　10月，他所在的城市上海，社保案发，他又没闲着，一连四篇时评，从反腐败制度和用人制度建设上追根溯源，引得共鸣阵阵。

　　现在，他又想着“明年的开篇文章就是期待一个新的28年”。他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现在刚好走了三个28年：1921-1949，革命胜利建国；1950-1978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充斥失败教训；1978-2006改革开放时期，三次论争，深化改革更有一重紧迫感，“纯粹的感情浸泡在利己冰水之中”的“经济人”向“和谐人”转化也迫在眉睫。

　　他还说，28与中国共产党有缘，“共”拆开是“二十八”，年轻的毛泽东甚至都用“二十八画生”为笔名。

　　享受着文动天下的同时，也注定了争议随形，有时还代价不菲。

　　15年前系列评论发表时，他已经受命调任香港《大公报》社长，却中途夭折，被“悬”在了《解放日报》社的大楼里。两年后，始得云开见晴，被调至《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一任七年，单从行政级别上讲，算是因祸得福。

　　当年是民意鼎立，待到《改革不可动摇》却是驳斥如潮。网络上颇有一些攻击之词，加以“利益集团代言人”、“改革教条主义者”的帽子，有学生很替他打抱不平，却反挨了“教育”：“我都耳顺之年了，还在乎这些吗？”

　　他嘴上说不在乎，实际上，那些日子，却时常逗留在各大论坛上跟踪最新的评论。

　　他自言陷入了与“民意”为悖的境地，多少有些哭笑不得。甚至重新启用的笔名，也遭来议论，有人说，当年集体智慧的“皇甫平”，如今俨然被他一人揽功在身。

　　还有人说他，总是事后诸葛，有机会主义嫌疑。一位人民日报的前副总编曾对本报记者直言，“不愿与此人和此事沾边，不予置评。”有人更是直言《劝君莫当改革的最高裁判官》。

　　老伴因之抱怨：一篇文章能改变什么？周瑞金却一本正经，“一篇文章是不能改变什么，但我就这一支笔啊！”

　　“15年前需要勇气，现在则更需要良心和识见。”越是外界争议纷然，他越是觉得“这文章值了”，“真是关键时刻了，改革的拐点”。

　　所幸，这一年虽有微波，却再无巨澜，顶多就是有上司善意的建言，“你的地位不同大学教授，可以内部渠道发言嘛，不必用公诸天下的方式”。他觉得，单凭这点，已是进步。

　　“我不是安度晚年的性格”

　　2000年，周瑞金从《人民日报》的领导岗位退居二线，定居上海。

　　他自言“不是安度晚年的性格”，除去偶尔在附近的公园散步，绝少访老寻旧，动辄扎堆在自己的晚辈和晚辈的晚辈间，谈笑若定。

　　他给朋友写信，说是闲云野鹤，悠哉游哉，谢绝公共应酬，却也不时奔赴于各色能敞开谈话的“神仙”会，遇及顾问之衔的约请，慨然应允，却也有言在先：点子可出，但绝不“卖身”。如今还担任着学会的会长、博士生的导师、大型国企的独立董事，奔忙于南北东西。

　　有人因此发文挖苦他，口是而心非。他说，我尚未成仙，怎能不食人间烟火？他说，闲云野鹤是指自己行文思想，如云似鹤，不再受命，不再拘束了。

　　每日铁打不动两件事，静坐冥想之外，便是上网浏览新闻言论两小时，从不间断。那一篇篇振聋发聩的评论，竟多半是浏览丰富多彩的材料后，再行思量加工而成，“一切只为老而将朽的脑袋，能够八面来风。”

　　十多年前，周瑞金开始修研禅学，师从南怀瑾先生。于是，以盘腿静坐之姿，写辛辣针砭文章，论敏感危殆之言，成为他最耐人寻味的身影。

　　只是一生与报纸结缘，晚年文章却多弃报端，网上发表，网上回应，因为“自由表述的空间大，穿透性强”。

　　他对本报记者称，写文章最怕石沉大海，毫无回应，“一篇文章一定要有硬骨头，否则不如不写。”说话那当口，是二月末，他正郁闷，《改革不可动摇》网上汹汹，怎么不见主流媒体关注？

　　与周瑞金的谈话总是畅快的，伴以无所顾忌的朗声大笑，然而一旦形诸文字， 他则换了模样，神色端正，字斟句酌。看其眉头紧锁，不苟言笑，方知字里乾坤，得小心异常。

　　“他看问题，尤其时政大势，常一针见血。”《新民周刊》记者陆幸生感叹，“但又拿捏分寸，关于对象，关于场合，关于地点，说什么，怎么说，深思熟虑。”

　　文汇出版社社长萧关鸿先生与周瑞金交往多年，每遇出版选题，常请教于他，最深感触也归于一句，“拿捏尺度，恰如其分。”

　　“说归说，写归写，不是一回事。”周瑞金分得很清楚。他的一位朋友也因之用这种处世和文章之道，来解释周还算安稳的仕途。

　　准知识分子的公共理想

　　“他是很有独立见解的人，而且敢于直言表达，经过位高权重的洗礼，激情依然不褪色，不容易。”曾任《人民日报》华东分社采访部主任的凌志军如是评价。

　　2003年，周瑞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专著《宁做痛苦的清醒者》。周瑞金如今最忙的事情就是出版，一是整理自己的东西，择其精华成书留世，比如《新闻改革新论》、《做清醒的新闻工作者》、《醒世微言——网络评论集》；他还主编思想库文丛，在已出的《用头行走》、《大道低 》两辑里，当头便是吴敬琏的《改革不能徘徊》和郑必坚的《中国的崛起》。

　　周瑞金也想牵头组织一系列类似于口述历史的出版物，为后人留下稀缺并随时可能消逝的历史记忆。

　　他还计划过办一份面向两岸三地的杂志，正是看准了台商群体，试图以市场化运作，传播中国文化。但惜乎天时地利人和，总难三全。

　　来源：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