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化不接地气
一
那是一个清冽的冬夜，我从散场之后的剧场里走出来。戏是一出意大利的木偶剧，一句台词也没有，三四个演员用他们手里的木偶、连同人与偶的影子，在一个坐了百十人的场子里舞出声光色十足的大动静。
当我站在车水马龙的北京王府井街头，一时间有强烈的“不接地气”的感觉——究竟，我花60分钟的时间和100元钱，窝在一间仿佛专为制造梦境的小剧场里，和不超过150个成年人一起看了一出跟我们的文化背景相去甚远，因而只能通过误解来理解的木偶戏意味着什么？
好像一朵祥云，迅速把我从半空接回地面的是一段扑面传来的京胡，忧伤而执著，仿佛穿云裂帛，可又像春天的泥土或者五月间的槐花香一样沁入心脾。那是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拉琴的是一个老瞎子，他盘腿坐在东方广场冰凉的大理石台阶上，跟前摆着一只可以用来吃饭，可以用来喝水，也可以用来乞讨的缸子。但他显然已经忘了摆在身前的家什，空洞的眼神被手里的琴带到了远方。
再往前走，大约20米远的地方，另外一个歌者在等着我。也是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戴着一顶破旧的毛线帽，盘腿坐在地上唱秦腔。手里的琴好像是用他村头的榆木疙瘩做的，琴身上结着汗碱，似乎一拉动就会扑簌簌地往下掉白屑。他唱得有滋有味、抑扬顿挫，随着吱扭作响，时而缓慢爬坡，时而急转直下的琴声摇首摆尾，真个是“命若琴弦”。我听不清唱词，却无端地想起一段老腔的词：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 高桌子矮板凳它都是木头……
我站在离老歌者十几步远的地方看着他，突然被一个滋着刺猬头、穿着女性般收腰妩媚白色冬衣的少年惊醒。他从秦腔老汉面前一扫而过，指着老倌，对他穿着肥腿裤的同伴说：“这老丫挺的还挺牛！”
这一幕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也许是因为我不喜欢生活的断裂：被称为“艺术”的和每天的生活、艰难与美好、卑微与崇高、街头乞讨的老者和混不吝的先锋少年——这些是不是只能割裂，永远没有对话，永远没有交集？
二
岁末和丈夫回他的老家探亲。我们的姐夫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但他偏偏喜欢拉住我说话，从他的老家渭南开始。
那是一个极度缺水的小村庄，人们把房檐上接下来的夏冬两季的降水储存在地窖里。一盆洗脸水全家老少轮流用，用到最后一个人变成泥汤汤。目之所及全是黄土，只在春天会开出雪白的苹果花，但果子卖不出去。
姐夫是叙事的高手，寥寥几语，有颜色，有场景，有动作。他还擅长蒙太奇，他的话题总是从家乡急转，“啪”地对接上他和我姐姐眼前的生活。
“像你二姐这样的人，她摆摊人家轰她，夺她的三轮车和杆秤，她开店，一天到晚有人上门检查收钱。从来没有人设身处地地想过她的难处，问问她需要什么帮助。要说创造价值，她一样纳税，还解决了十几个人的就业。”
姐夫自己是一个油已经被采空了的油田单位的工人。每天增加四毛钱的收入就欢天喜地。但他不会让他的话题停留在阴暗处。每回，他都会跟我们说起他今生最大的梦想：买一辆车，带着老婆和儿子，到中国最富的地方和最穷的地方各住上几天。为此，他家最醒目处挂着一张大大的中国地图。
每当其貌不扬的姐夫眯缝着小眼睛，徐徐展开他的讲述，我都会觉得，他其实是一个挺诗意的人。
“你们记者应该多看看你们身边。”姐夫对我说。
我嗫嚅地解释，我是文化记者，我的领域是展览、演出、教育、电视、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论坛……但事实上，他的话让我陷入巨大的不安。
三
“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历史学家卡罗-金兹堡在被问到“是不是作为一个观众来与这个世界发生关联”的时候说。我深知这话压在心头的重量。
看一出话剧，之后与导演对谈，或者看一个现代艺术展，把艺术家观察到的中国现实转手描述给读者，我时常会怀疑自己的工作接不接地气。
难道文化仅仅就是每年花上千万 人民币引进、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看到的外国戏剧？是动辄砸上3.6亿人民币的超豪华大片？是798工厂里和真正的艺术创新一起轮番登场的意识形态符号和政治波普？“文化”有没有可能落在地面上，跟凡俗人生的喜怒哀乐连接在一起？
铁凝不是说过吗——“就像热情需要冷静的冶炼一样。真正的文学是从沉重、艰难而又美好的生活中获得的。它乃是人类最优美的精神之一”——从少女时代起，这话就写在我日记本的扉页上，我有没有可能把它变成我所从事的文化报道的底色？
——这是这一年来，我经常问自己的问题。我为此寻找、焦虑。
目前，我的权宜之计是给一个文化事件赋予尽可能宽广的社会维度，或者给一起社会事件增加文化的关怀。如果我写一个关于老北京胡同保护的艺术展，我不会只采访艺术家，我会坐在小板凳上听胡同的子民们说些什么。
根上的解决之道，是我们有能真实代表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能从电影屏幕上、从戏剧舞台上、从报纸上、电视上看到我们自己，不被简化、不被变形。 (责任编辑：rongzh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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