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说出那两个词��

　　我整个伯克利访问学者的时光就是在这样难以描述的复杂中度过：惊奇，欢喜，沉默，以及如同抑郁症患者般的忧伤和沉重。

　　美国流行“中国热”，一点都不假，超乎我的想象。至少在伯克利，美国人对于这个世界的持久关注，如今主要有四：布什，伊拉克，橄榄球和中国。校园里无数的课程和讲座海报与中国有关。

　　我对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激情备感尊敬，在他们制造的校园氛围下，在如“20世纪中国历史”和“中国外交”这样的课上，200多人黑压压一片。外交课上，开讲之前教授总要照例问学生，上节课给你们的材料看了吗？有什么问题吗？一次，坐在第一排的金发美女大声发问：毛泽东和江青怎么认识的？台下大笑。教授也笑，说：“这个好像不是我材料上的内容。”但他仍悉数讲起，学生们听得入迷如同无声鸦雀。

　　中国为什么这么热？为什么这些美国人对一个他乡的故事那么感兴趣？为什么一些年轻人在忙不迭地学习中文？不同的人给我不同的答案。

　　常见的经济学回答是�熤泄�经济飞速崛起，正在改变世界格局。如此下去�� 多少年后美国将被中国取代﹖ 很多美国人认为这是个严肃的问题。而在市场的吸引下，中国已经成为很多世界青年未来职业计划当中的一部分。

　　另外一个是�� 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未来将威胁世界。一个美国学生课堂上问�� 中国的军事力量10年内会超过美国吗﹖ “我不这样认为。” 教授回答。“那20 年后呢﹖ ”另一个学生穷追不舍。

　　一个在伯克利图书馆工作的人对我说，人人都想看看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会走向何处。那一刻，我终于意识到，中国是一个世界之谜……

　　尽管话题包括：民主、市场、台湾、能源、老舍……当下中国最热点的问题，很多甚至是伤口，但到后期我越来越觉得跑去聆听那些讲座并非都有所值。一位目前正在美国学界走红的中国问题专家，刚刚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农村问题新书，当我辗转拿到新书草稿时，发现尽是熟悉的国内学者的研究案例和框架。

　　更复杂的经历来自一个有关中国法律的研讨会，来自美国国会研究机构的金发学者，他的主题发言居然是中国的信访制度。更有趣的是他发言中的大部分内容来自《南方周末》的报道。混迹老美当中，在这样的场合突然听到自己过去的报道，我的心情十分奇特，那感觉却不是暗自得意。会后金发青年拿到我名片，顿时脸色微红地低呼起来， ……次日，收到他的邮件，说去年他们提交给美国国会的中国报告中有11处援引自我的报道。我木然地看完邮件，并没有打开那个他发来的报告链接，我不想知道自己的文字被安排在怎样的语式中，它会加重我的不安。

　　很长时间以来，我自己也搞不懂听美国学者讲中国时那种说不出的不满足感和无力感从何而来。是因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吗？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不是那种自己可以骂，外人不许说，在国外人士面前无原则维护自己国家的人。直到第一个学期即将结束之时，听完一位来自哈佛中国专家的演讲后，我终于找到了那种失落的根源。

　　这位教授被公认为研究中国“文革”最权威之人，他在演讲台上踱来踱去，说到“中国”时，习惯优雅地竖着食指，“这个国家”……在他一遍又一遍的“这个国家”之后，我完全受不了，被他那超然客观的话语姿态所伤害。我总以为一个花费半生经历研究别国历史的人，总能生出些不同于他人的对这个国家的情感，但是很遗憾在他身上我没有看到。

　　终于发现，无数美国学者是把中国当作“问题”来研究，中国＝中国问题，那种研究的对象感，如同海啸或是禽流感，总之一个奇异的存在，一个有研究价值的学术课题而非一个有血有肉，一步步走来，有历史和习惯，有人民生息的国家。

　　我曾向一位政治系的博士生、美国人Jonathan倾诉我的遗憾，他专攻中国政治。我说，为什么这里给中国看病的人多，开处方的却不见几个。“这不是我们的角色。”他迅速地回答了我。一句“我们”像惊雷在我脑中炸开。这个有杀伤力的回答惊醒了我——是啊，这里是美国，他们是美国人。

　　这段访问学者的经历对我而言，是让我比较感性地看到并体验了一个真实的美国和美国生活，以及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最重要的，它让我体会了不曾有过的某种生命情感，隔着远洋看中国时的那种庄严。到美国后三个月，在一些场合我不再用china，人生第一次习惯性地说出那两个词：my motherland——我的祖国。

　　美国的确强大，这种感觉会在我每次乘坐F路公车横穿海湾大桥时加剧。对岸是熠熠生辉的旧金山和远处隐约可见薄雾轻锁的金门桥。一个下午�� 站在财富岛上隔着一片海湾看对面阳光下的旧金山，那片刻，我突然强烈地想念中国，那是一种如同恋人般的想念，会心疼，会心痛。那一天，在心里，我如同孩提时代般豪迈地想，全中国的老百姓总有一天也一定能生活在如眼前一样的繁荣之下。

　　今年3月，我和先生去看了一部记录片，名字就叫“中国制造”。片中的主人公是福建一个血汗工厂的女工们。这些年轻的女孩子站在机器面前生产俗气的珠子，一串又一串。一个女工每月生产的珠子数以万计，拿到的最高工资是50美元，也就是400元人民币。她们夜以继日地地劳作，却不明白“谁会买这些难看的东西”。在地球的那端，美国新奥尔良，一个一年一度疯狂近乎色情的狂欢节夜晚，无数赤裸着上身的美国女人和男人，脖子上挂着的正是那些颜色鲜艳来自福建工厂的珠子。游戏的规则是她们或他们把珠子抛给那些各自看中的调情对象。一串珠子在这里卖到100美元。记者将狂欢节的照片展示给中国女工们看，车间里她们挨个儿传阅，个个都羞红了脸捂着嘴笑。记者问她们想对照片上这些美国女人说些什么？一个满脸是汗、双手沾满染料的女孩笑着低声说：“一个女人家，那样不好看，以后别这样了。” 那一刻，我和身边的先生沉沉吸呼了一口气。

　　夜晚穿过静寂清凉的伯克利校园回家，我们俩一路无语。“不管如何，我们都回中国去。”黑暗中他突然冒出一句。握紧他的手，影院里忍住的眼泪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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