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香港廉政公署的“零度容忍”

　　由此案引申，记者采访了前任香港廉政公署副廉政专员郭文纬、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以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认为“1万港币判6个月”太重。量刑的思路差异还体现在:香港对贿赂问题“零度容忍”，而内地规定了“行贿10000，受贿5000”的最低涉案金额。

　　郭文纬:关于腐败的举报范围，我们称为“零度容忍”，无论大贪、小贪都是贪，100元、10元，甚至1元，都必须绳之以法。零度容忍几乎成了市民生活的一部分，对腐败全民共诛之。在初期，匿名举报占了60%到70%。如今实名举报的人已达75%，而且都自愿配合调查。

　　内地5000元以下不算贪污罪，只会被行政处理，这样肯定没有阻吓作用。其实5000元不少，它传递着一个信息——放纵贪污。其实贪污很少是直接送大钱，通常是一步步来的，先是过年过节送礼物，然后请吃海鲜，你去，请卡拉OK，你又去，慢慢就堕入贪污里。对于贪污数额很少的情况，香港的量刑比内地重得多，所以香港人一般不敢下水。

　　王绍光:六七十年代，内地有一个很好的词——“防微杜渐”，即便使用公家信纸，都会有问题。现在却不常用了，思路也变了，强调“抓大案要案”，但却陷入“越抓越大、永远抓不完”的怪圈。这一后果从80年代以来对“大案要案”的标准不断上升就可见一斑:从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几千万元。

　　三联生活周刊:内地对贿赂的处罚不可谓不重，甚至受贿10万元以上就有可能被判死刑，为何效果却不如不用重典的香港？

　　郭文纬:贪官应不应该判死刑？死刑当然有一个阻吓的作用，人家说杀一儆百嘛。但杀一儆万可不可能呢？如果贪官觉得那些被杀头的人可能是运气不好，或者是他们的后台不够、他们没有关系，但我的后台很硬，怎么会动到我的头上呢？所以说，怎样才有阻吓的作用，不是说死刑不死刑，而是他们觉得有多大的机会被人抓。

　　如果没有死刑，是不是就没有阻吓的作用呢？也不是。国际上大部分国家判刑通常最高就是10年左右，肯定是有阻吓作用的。经验证明，对贪官，阻吓作用不在于死刑，而在于他从高高在上变成阶下囚，他们的整个家庭要蒙羞。如果有一个机制让他所有贪污来的钱和所有的财产充公，让他们一无所有，这个作用已经足够。

　　任建明:内地是重刑事，轻民事和行政，而香港反之。其实，腐败犯罪主要是侵害财产，从利益角度让犯罪者得不偿失，效果更好，否则，刑事虽重，但经济利益上却一本万利，甚至“牺牲他一个，幸福几代人”。

　　三联生活周刊:陈静作为“行贿”一方，甚至博取了某种同情。这也体现了两地对于“行贿”和“受贿”上的看法不同。

　　任建明:与香港行贿和受贿并重不同，内地一直是“轻行贿”而“重受贿”。

　　首先，法律对于行贿罪的量刑明显。比如，最低涉案金额不同，行贿1万元，受贿5000元;再如，受贿5万元要判有期徒刑5年以上，行贿5万元判有期徒刑5年以下。受到法律严惩的通常是受贿者，而背后的行贿者却少有受到严惩的。

　　在具体执行上，行贿罪就更轻了。其实行贿者具有更大信息优势，更容易隐瞒犯罪。而执法者为了获取受贿证据，常常寄希望于行贿者提供证据，又过度体现了“坦白从宽”的原则。

　　对行贿者“宽宏大量”的深层次原因存在于社会文化意识之中。人们容易认为，与那些高高在上的贪官相比，行贿者往往处在被动情境中，被涂抹上了“弱者”色彩。在一个权力缺乏制度性约束的社会里，甚至将行贿理解为一种礼尚往来的社会风尚，对行贿者的心理认同逐渐形成。

　　事实上，行贿者和受贿者是天然的犯罪共同体，行贿引发受贿，受贿又导致渎职犯罪，构成了一条衍生权力腐败的“犯罪链”。在行贿变得低成本、高收益之时，主动行贿越来越多，腐败链条越来越难以控制。

　　三联生活周刊:有舆论认为，廉政公署在此案中有设局“诱捕”的嫌疑。这一做法是否越权？廉署的权限跟内地反贪机关有何差别？

　　任建明:所谓“诱捕”，是指在嫌疑人犯罪事实未出现之前，通过采取某种行动，诱使其犯罪。而此案中，匿名放钱和发电邮已构成行贿罪，故廉署其后的行动并不越权。

　　香港廉政公署属独立机构，只对行政长官负责。廉署专员不受任何人管辖，拥有拘捕权、扣留权、查询资料权等特殊权力，保证了该部门在调查案件时不再顾忌更多的“禁区”与“高压线”。比如早年有一例房屋署官员案，双方一直在街上交易，廉署拿不到证据，后来在其办公室安装了监视器，把他每次交易完数钱的举动一一记录下来。这也是为什么人人都恐惧于听到“廉署请喝咖啡”的传唤，因为这时，廉署基本上已经证据在手了。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香港高校“买考题”第一案。有人认为，此案发生在师生之间，老师应有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职责，是否可以网开一面？

　　王绍光:类似的学生贿赂确实第一次听说。我来香港中文大学七八年，听到的腐败案不多，有几起都发生在老师房屋补助的问题上:之前规定这一补助不能用来租用自己或亲属的房子，90年代末期才无此限制了。我们学校最近刚有一个学院副院长被举报，他早年拿房屋补助租用的房子，名义上是别人买的，其实是他自己的。

　　内地是个‘情、理、法’的社会，香港虽然比西方学校更讲“情”，但也要遵循‘法、理、情’社会的规则，涉及到这种贿赂事件，不会讲情。一旦涉案，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比如我刚才提到的副院长，他原本在香港有极高社会地位，一旦被判刑，不但名誉受损，而且会被取消教职，同时会被取消丰厚的退休金。

　　任建明:内地讲“教书育人”，老师对学生做思想工作。但大学生一旦过了18岁成为公民，教化作用就很小了，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而且，老师也有可能管不好，在香港这样的法制社会，弄不好还会让自己离犯罪越来越近。

(责任编辑：黄成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