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学生：行贿“理所当然”

　　2006年9月，陈静从武汉到香港，进入香港城市大学数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在旁人眼里，25岁的她人生轨迹一路顺遂，这次飞跃更是上升曲线上的制高点。“一次聊天时，她说自己一直以来———从小学到大学一直不停上学到博士———在自己的圈子里是非常优秀的，一直觉得自己理所当然是‘No.1’。”陈静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一名同学在校园一个论坛上回忆。最初来香港的兴奋过后，陈静开始感到压力，她对这位同学说，“到了城大之后，周围环境不同了，不但远离家门，而且发现周围的人都很厉害，所以心理压力很大，无法适应这种压力，担心自己做不到最好”。据她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博士同学形容，陈静“似乎有点内向，不怎么表达观点，也很少见她和人长时间聊天”。总体上，她“给人印象不是很突出，但平时学习特别用功，一直以来成绩也还不错”。12月，陈静迎来了到城大后的第一次挑战———课程“应用分析选论”(SelectedTopicsinAppliedAnalysis)将在12月16日考试。任课教师戴晖辉对记者说，这门课是两门博士生必修课之一，有一定难度。而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博士生同学也说，“这门课非常专业、特别偏。12月16日的考试中也证明了这一点，4个题目不少人都只会做其中一道”。如果考试不能通过，除了陈静所看重的“面子”受损，另一个现实就是失去奖学金。在城大，这笔钱大约是每月1.2万元，但学生的学术表现必须符合校方要求的平均积点(GPA)。对内地学生来讲，这笔钱是在香港读书的基本生活成本，有学生算了一笔账：“学费3500元；住宿费2000元；生活费2000元，再加上其他一些开销，每人每月在香港的花销都在8000元以上，女孩子更多一些。”在双重压力下，恐惧考试失败的陈静选择了她认为的“捷径”———给任课教师戴晖辉送钱“买考题”，占她一个月奖学金的绝大部分。但陈静没想到，自己会触犯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4(1)(a)条中规定的“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被判即时入狱6个月及充公1万元贿款。

　　仅3个月，陈静就从高峰跌至低谷。除立即要开始服刑外，极有可能依惯例被学校开除学籍，人生也将被记入抹不去的污点。法庭上，陈静的辩护律师表示，“被告因对香港的反贪污法例不熟悉才干犯本案”。据戴晖辉表述，12月6日，他在办公室的信箱发现一个信封，内有1万元现钞。稍后，他收到一封匿名电邮。寄件人自称是其学生，希望获得本月16日举行的期终考试试题和答案，送上1万元是为“感谢帮忙”。11日，戴晖辉又收到两封匿名电邮，催促他将试题及答案通过电邮传给她。之后戴晖辉按照廉政公署指示约她见面交易，陈静毫无防备地答应现身，并提醒戴晖辉带上一本空白的答题本供她抄答案。13日中午，陈静接过戴晖辉给她的试题、答案和答题簿，正在抄写第一道题答案时，被周围埋伏及假扮顾客的廉署人员拘捕。先汇钱、再等着收货……从整个过程看，陈静是非常熟稔行贿的这套程序的。陈静2006年7月份刚毕业的华中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不愿谈起这个让他们“丢人”的学生。城大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2005～2006年度该校共有481名非本地生，当中252人为研究生。多名城大教师表示，没有听说过有学生用钱贿赂教师，城大也没有这种风气，相信只是个别事件。但这一案件也对来港者熟悉和遵守香港的法律和社会规则带来警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对记者说，“我常提醒学生们注意，香港是个规矩特别多的地方。比如对每年拿奖学金学生在港时间有规定，少于规定天数要请假。我曾有个学生未请假离开，少于限制天数，被取消了奖学金”。香港教师：举报“别无选择”“有报纸说我在‘是非漩涡中’，实不知‘非’在何处。”戴晖辉对记者说，“我只是在做一个法制社会公民应该做的事，而我相信几乎每个香港教师都会做同样处理。”戴晖辉出生于内地，1984年浙江大学力学系毕业后赴英国、加拿大留学，1995年进香港城市大学任教，目前是数学系副教授，专长应用数学及计算数学等。据悉，近几年他经常协助城大到内地招生。收到钱和匿名电邮后，戴晖辉与系主任周定轩商量，随后向校方高层汇报，校长张信刚等高层认为事态严重，决定向廉署举报。“我是第一时间向学校汇报，没有过一分钟犹豫。”戴晖辉说，“匿名送钱和用匿名电邮索要试题和答案，在香港已构成犯罪事实。若认同这一前提，我所做的，就是再正常不过。”在廉署要求下，12月12日，戴晖辉发出电邮相约送钱者第二天见面。13日中午，身上装了录音器的戴晖辉抵达钻石山荷里活广场的星巴克咖啡，他说，“到最后一刻才知行贿者是谁”。戴晖辉对记者说，除举报贿赂，他别无选择，即便师生之间也不会有私下处理的可能：“作为公民，举报犯罪是责任。作为老师，‘传道授业解惑’是职责，但老师没有处理犯罪的权力，那是执法者的责任。老师怎可代执法者私下处理一件犯罪行为？退一万步讲，送钱和电邮都是匿名，老师都不知找谁，男或女，也不确认是否真是学生。而私下处理在香港也是一件犯罪行为。依照某些人的观点，我应该去犯罪来掩盖另一罪行，就因为犯罪者是个匿名学生？纵容犯罪，会对法律制度造成极大破坏，结果是全社会受伤害。因为犯罪者是个匿名学生，就值得吗？”“我也不愿意看到学生入狱，但她已是成年人，应该为此行为负责的是她自己，而不是她的行贿对象。”戴晖辉表示，作为内地学生，有可能受到法律差异、学术氛围差别等方面的影响，在内地大学生作弊后可能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比如学校内部通报、处分等，但身在香港，就应该严格遵守香港的法律，维护大学的学术氛围。在香港廉政公署网页上，记者注意到最新一辑宣传广告：“举报贪污、不吐不快”，因为“知道如不讲出来，只会令贪污势力不断膨胀”。据悉，廉署会不断推出新广告，在媒体上、社区中滚动宣传，由此形成的反腐意识也是戴晖辉近乎“条件反射”般举报的一个注脚。廉政公署：对贿赂“零度容忍”由此案引申，记者采访了香港廉政公署前任副廉政专员郭文纬、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以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记者：有人认为“1万港币判6个月”太重。量刑的思路差异还体现在：香港对贿赂问题“零度容忍”，而内地规定了“行贿10000，受贿5000”的最低涉案金额。

　　郭文纬：关于腐败的举报范围，我们称为“零度容忍”，无论大贪、小贪都是贪，100元、10元，甚至1元，都必须绳之以法。“零度容忍”几乎成了市民生活的一部分，对腐败全民共诛之。在初期，匿名举报占了60%到70%。如今实名举报的人已达75%，而且都自愿配合调查。内地5000元以下不算贪污罪，只会被行政处理，这样肯定没有阻吓作用。其实5000元不少，它传递着一个信息———放纵贪污。其实贪污很少是直接送大钱，通常是一步步来的，先是过年过节送礼物，然后请吃海鲜，你去，请卡拉OK，你又去，慢慢就堕入贪污里。对于贪污数额很少的情况，香港的量刑比内地重得多，所以香港人一般不敢下水。王绍光：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内地有一个很好的词———“防微杜渐”，即便使用公家信纸，都会有问题。现在却不常用了，思路也变了，强调“抓大案要案”，但却陷入“越抓越大、永远抓不完”的怪圈。这一后果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大案要案”的标准不断上升就可见一斑：从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几千万元。记者：内地对贿赂的处罚不可谓不重，甚至受贿10万元以上就有可能被判死刑，为何效果却不如不用重典的香港？郭文纬：贪官应不应该判死刑？死刑当然有一个阻吓的作用，人家说杀一儆百嘛。但杀一儆万可不可能呢？如果贪官觉得那些被杀头的人可能是运气不好，或者是他们的后台不够、他们没有关系，但我的后台很硬，怎么会动到我的头上呢？所以说，怎样才有阻吓的作用，不是说死刑不死刑，而是他们觉得有多大的机会被人抓。如果没有死刑，是不是就没有阻吓的作用呢？也不是。国际上大部分国家判刑通常最高就是10年左右，肯定是有阻吓作用的。经验证明，对贪官，阻吓作用不在于死刑，而在于他从高高在上变成阶下囚，他们的整个家庭要蒙羞。如果有一个机制让他所有贪污来的钱和所有的财产充公，让他们一无所有，这个作用已经足够。任建明：内地是重刑事，轻民事和行政，而香港反之。其实，腐败犯罪主要是侵害财产，从利益角度让犯罪者得不偿失，效果更好，否则，刑事虽重，但经济利益上却一本万利，甚至“牺牲他一个，幸福几代人”。记者：陈静作为“行贿”一方，甚至博取了某种同情。这也体现了两地对于“行贿”和“受贿”上的看法不同。任建明：与香港行贿和受贿并重不同，内地一直是“轻行贿”而“重受贿”。首先，法律对于行贿罪的量刑明显。比如，最低涉案金额不同，行贿1万元，受贿5000元；再如，受贿5万元要判有期徒刑5年以上，行贿5万元判有期徒刑5年以下。受到法律严惩的通常是受贿者，而背后的行贿者却少有受到严惩的。在具体执行上，行贿罪就更轻了。其实行贿者具有更大信息优势，更容易隐瞒犯罪。而执法者为了获取受贿证据，常常寄希望于行贿者提供证据，又过度体现了“坦白从宽”的原则。对行贿者“宽宏大量”的深层次原因存在于社会文化意识之中。人们容易认为，与那些高高在上的贪官相比，行贿者往往处在被动情境中，被涂抹上了“弱者”色彩。在一个权力缺乏制度性约束的社会里，甚至将行贿理解为一种礼尚往来的社会风尚，对行贿者的心理认同逐渐形成。事实上，行贿者和受贿者是天然的犯罪共同体，行贿引发受贿，受贿又导致渎职犯罪，构成了一条衍生权力腐败的“犯罪链”。在行贿变得低成本、高收益之时，主动行贿越来越多，腐败链条越来越难以控制。记者：有舆论认为，廉政公署在此案中有设局“诱捕”的嫌疑。这一做法是否越权？廉署的权限跟内地反贪机关有何差别？任建明：所谓“诱捕”，是指在嫌疑人犯罪事实未出现之前，通过采取某种行动，诱使其犯罪。而此案中，匿名放钱和发电邮已构成行贿罪，故廉署其后的行动并不越权。香港廉政公署属独立机构，只对行政长官负责。廉署专员不受任何人管辖，拥有拘捕权、扣留权、查询资料权等特殊权力，保证了该部门在调查案件时不再顾忌更多的“禁区”与“高压线”。比如早年有一例房屋署官员案，双方一直在街上交易，廉署拿不到证据，后来在其办公室安装了监视器，把他每次交易完数钱的举动一一记录下来。这也是为什么人人都恐惧于听到“廉署请喝咖啡”的传唤，因为这时，廉署基本上已经证据在手了。记者：这是香港高校“买考题”第一案。有人认为，此案发生在师生之间，老师应有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职责，是否可以网开一面？王绍光：类似的学生贿赂确实第一次听说。我来香港中文大学七八年，听到的腐败案不多，有几起都发生在老师房屋补助的问题上：之前规定这一补助不能用来租用自己或亲属的房子，上世纪90年代末期才无此限制了。我们学校最近刚有一个学院副院长被举报，他早年拿房屋补助租用的房子，名义上是别人买的，其实是他自己的。内地是个“情、理、法”的社会，香港虽然比西方学校更讲“情”，但也要遵循“法、理、情”社会的规则，涉及到这种贿赂事件，不会讲情。一旦涉案，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比如我刚才提到的副院长，他原本在香港有极高社会地位，一旦被判刑，不但名誉受损，而且会被取消教职，同时会被取消丰厚的退休金。任建明：内地讲“教书育人”，老师对学生做思想工作。但大学生一旦过了18岁成为公民，教化作用就很小了，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而且，老师也有可能管不好，在香港这样的法制社会，弄不好还会让自己离犯罪越来越近。据《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