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复旦大学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秘书长严立新：

　　探讨反洗钱激励机制迫在眉睫

　　洪其华

　　仅就反洗钱目标诉求而言，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上报的可疑交易中，“有效信息”极其有限，原因在于反洗钱激励机制的缺乏

　　《反洗钱法》将于200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相关部门将获得调查权及48小时的资金冻结权，这将极大地促进我国金融环境的净化。

　　但复旦大学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秘书长严立新日前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表示，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金融交易的日趋频繁和复杂，“黑钱”被更好地包装，更不容易被识破，这给中央银行辨别“黑钱”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

　　而一组数据也具体反映出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在2004年包括人民币和外汇在内的所有共20.24万笔可疑交易中，最终被确认为“黑钱”并受到法律惩罚的只有50笔，仅占全部可疑交易笔数的万分之二点四七，而美国这一比例有时可达我国的数百倍。

　　可见，仅就反洗钱目标诉求而言，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上报的可疑交易中，“有效信息”极其有限。严立新认为，目前我国的反洗钱效率不尽如人意的原因在于反洗钱激励机制的缺乏。

　　《第一财经日报》：为什么反洗钱激励机制对于商业银行会如此重要？

　　严立新：反洗钱虽然可以给整个国家和社会带来一系列的好处，但商业银行不能直接获得收益，因此如果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商业银行就缺乏足够的动力主动配合中央银行进行反洗钱工作。

　　我国反洗钱具体工作目前主要依托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来开展，但商业银行不是行政机构，而是公司制的企业，其经营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商业银行要打击洗钱，一方面需要设立专职人员，占用专柜，配置专用设备，并且查处的“黑钱”要悉数上交国库，花费很多，成本很大。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开展反洗钱工作，必然要加大对客户信用、资质的审查，这样原来相对宽松的管理变得严格和复杂，势必会损失部分客户，带来一定程度的直接收益下降。

　　而我们知道，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被中央银行查处反洗钱“不作为”或“失职”的概率较低，这也减少了因默许甚至配合洗钱而受到惩罚的畏惧。

　　《第一财经日报》：但是，反洗钱激励机制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在《反洗钱法》中仍然未给予具体体现，对此，你如何看待？

　　严立新：目前，国家对银行业的反洗钱工作只赋予了较完全的义务和责任，可激励措施基本空白。

　　不少人士认为，法律是刚性的，打击洗钱犯罪是法律规定的各级组织、集体、个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因此，尽职尽力是理所当然的，不可讨价还价；银行业反洗钱也有利于其自身加强内控，提高声誉，遏制腐败等，金融环境的改善就是对银行业最好的回报，故不应要求国家给予经济补偿或奖励；欧美发达国家的反洗钱激励在他们的反洗钱总框架中占据的分量也不重；此外，我国反洗钱约束机制尚未完善，因此现在还谈不上建立激励机制。

　　但是，我认为任何只有单一的约束或激励的机制都是欠科学的、不完善的、不均衡的。我国的反洗钱机制正因为起步较晚，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加之社会信用程度不高等，因此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均衡的反洗钱约束与激励机制，对于提高反洗钱的效率更是十分必要。

　　《第一财经日报》：有什么能证明激励机制可取得不错的效果？

　　严立新：来自现实的数据可以证明反洗钱激励机制的重要意义。据银行业内部人士估计，我国目前上报一笔可疑交易所需要的平均成本约为80元人民币，中央银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对这些上报的可疑交易进行初步辨别的单笔平均成本为120元人民币甚至更高。如果中央银行对于商业银行进行适当的反洗钱成本补偿，以激励商业银行提高上报可疑交易的质量，即使效率只提高到千分之一，则央行可节约的成本也是非常可观的。中央银行完全可以将节约的一部分成本用以对商业银行进行成本补偿或激励。

　　《第一财经日报》：具体而言，中国应建立怎样的反洗钱激励机制？

　　严立新：中国的反洗钱机制应该采用“强化约束，适度激励，约束与激励搭配实施”的政策选择。要尽快确立反洗钱激励机制的合法性和制度性，在《反洗钱法》中或在相应的反洗钱规章中增补反洗钱激励内容，从而最大限度地变商业银行“不得不反洗钱”为“我愿反洗钱”、“我要反洗钱”。

　　激励的表现形式可以是收益分成和奖励。例如，中央银行对主动提供反洗钱情报和线索的商业银行，在洗钱资金追缴以后，适当地依据其贡献大小给予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分成或奖励；即使资金不能完全追缴回来，国家也应象征性地予以奖励；对追缴的非法收入，参与反洗钱的金融机构或外国政府可以获得分成等。

　　当然，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激励，还可以考虑精神激励方面。如考虑建立一个“商业银行反洗钱努力程度评估体系”，对于那些反洗钱成效卓著的商业银行，利用媒体进行宣传，以提升这些银行的声誉和信誉。对成绩突出的部门和个人提供培训机会等。插图/苏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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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