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12月29日电　台湾《经济日报》今日社论说，台开案经过五个半月的审理，台北地方法院27日一审宣判，被起诉的五名被告都成立内线交易罪。由于被告身分特殊，法院的判决吸引社会极大的注意，因而格外具有教化的意义。从内线交易相关法制的发展观察，以下几点尤其值得重视。

　　社论分析指出，第一，本案犯罪的事实，发生在餐厅的饮宴上。时任台开董事长的苏德建，在2005年7月14日第一次的三井宴上，把影响台开股价的重大消息，告知参与宴会的其它被告；7月21日第二次的三井宴，更进一步确认买卖台开股票的细节。苏德建等被告在法院审讯中一再辩白，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律师也公开宣称，本案成立内线交易罪的可能性很低。但法院对被告课以重刑，这个判决，对于习惯在餐宴上高谈阔论，并且有意无意间泄露业务机密消息的人，应该具有警惕的作用。

　　第二，法院对被告的量刑，采取“轻重两极”的做法。一方面，对于不认罪的被告，判处六年到四年三个月的有期徒刑，是历年判决最重的一次。（过去将近19年来，内线交易判得最重的也只有三年十个月。）另方面，对认罪并供出犯罪事实的被告，则判有期徒刑二年，而且缓刑四年。这种轻重两极的手法，是法院很厉害一招。许多心存侥幸的人都相信，要证明内线交易很不容易，只要大家不讲，就不会有事。台开案的判决明白昭告天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第三，依台湾“证交法”规定，不论是泄漏“机密消息”的董事长，或是接收“机密消息”的人，只要不去买卖股票，就不构成内线交易。本案泄漏消息的苏德建和接受消息的赵建铭，自己都没有买卖台开股票，似乎可以逃过一劫。但法院认定，苏德建与买卖股票的赵玉柱等人，“具有内线交易之意思联络与行为分担”，属于共犯关系；而赵建铭“自始即系以自己要购买之意思，而在餐宴中与他人确定购买之张数”，因此也成立内线交易的共同正犯。

　　这种情形，比起今年6月宣判的秃鹰案又向前迈了一步。当时法院对前台湾“金检局长”李进诚以图利及泄漏公务机密判刑，而没有依内线交易论罪，理由是李进诚没有买卖劲永股票。两案相比，台开案更为细致，也值得惯常隐身幕后的“藏镜人”引为殷鉴。

　　社论接着说，然而，台开案的判决也有败笔。对于什么情形之下，重大消息才算“公开”，判决的相关论述前后不一；而对于犯罪所得的计算，尤其可议。检察官认为被告等人是共犯，犯罪所得应合并计算，而且已超过1亿元，必须适用七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加重内线交易罪。但法院把投资人请求民事赔偿的“拟制性”计算公式，套用到犯罪所得的计算上，五名被告的犯罪所得因而从1亿多元降为400多万元，实在匪夷所思。

　　此外，判决认为，“在各自出资、自负盈亏之内线交易行为态样中，共同被告之犯罪金额不应合并计算”，这种见解，并不正确。判决书谈到内线交易的危害时特别指出，在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的评比中，台湾有关“内线交易”部分，曾名列倒数第八，可见台湾“内线交易问题之严重性”；判决同时引述“证交法”的修正理由，认为2004年4月修法对内线交易加重处罚，是因为“重大证券犯罪行为对整体经济秩序及广大投资人权益造成重大损害”，因而必须予以严惩。我们要问，既然立法目的是要以重罚防范“重大犯罪行为对整体经济秩序及广大投资人的危害”，而法院又确认被告等人都是“犯意联络与行为分担”的共犯，为什么只要“各自出资、自负盈亏”，就不应合并计算犯罪所得？市场秩序的危害或投资人的损失，会因为被告“各自出资、自负盈亏”就能减轻吗？

　　社论最后说，对广大的投资人而言，台开案的被告受判重刑，固然是社会正义的伸张，但最切身相关的还是赔偿问题。让投资人尽速获得赔偿，不但是对投资人起码的公道，还有强化吓阻犯罪的效果。投保中心应从速公告受理登记，并采取必要的财产保全程序，让投资人能早日获得赔偿。

(责任编辑：魏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