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本是师生，学生陈静刚从内地到香港3个月，教授戴晖辉已融入香港社会十几年。在由一门课程考试构成的利益联结中，陈静拿出1万港币贿赂任课教师戴晖辉，戴则毫不犹豫将此事举报至廉政公署。不同的地域标签，使两人截然的选择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两地不同的反腐环境和公民意识。

　　行贿事件

　　为过关女生万元贿赂老师

　　2006年9月，陈静从武汉到香港，进城市大学数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最初来香港的兴奋过后，陈静开始感到压力。据她的一位博士同学形容，陈静“似乎有点内向，不怎么表达观点。总体上给人印象不是很突出，但平时学习特别用功。”

　　12月，陈静迎来了到城大后的第一次挑战———课程“应用分析选论”将在12月16日考试。这门课有一定难度，如果考试不能通过，除“面子”受损外，另一个现实就是失去奖学金。在双重压力下，恐惧考试失败的陈静选择了她认为的“捷径”———给任课教师戴晖辉送钱“买考题”，占她一个月奖学金的绝大部分。

　　约见面廉署设伏逮现行

　　据戴晖辉表述，12月6日，他在办公室的信箱发现一个信封，内有1万港元现钞。稍后，他收到一封匿名电邮。寄件人自称是其学生，希望获得本月16日举行的期终考试试题和答案，送上1万元是为“感谢帮忙”。之后戴按照廉政公署指示约她见面交易。13日中午，陈静接过戴给她的试题、答案和答题簿，正在抄写第一道题答案时，被周围埋伏及假扮顾客的廉署人员拘捕。

　　陈静没想到，自己会触犯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4(a)条中规定的“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被判即时入狱6个月及充公1万元贿款。

　　法庭上，陈静的辩护律师表示，“被告因对香港的反贪污法例不熟悉才干犯本案”。

　　非常观点

　　香港教授:“别无选择”的举报

　　“有报纸说我在‘是非漩涡中’。”戴晖辉对记者说，“我只是在做一个法制社会公民应该做的事，而我相信几乎每个香港教授都会做同样处理。”

　　戴晖辉出生于内地，1995年进香港城市大学任教。收到钱和匿名电邮后，戴晖辉随后向校方高层汇报，校长等高层认为事态严重，决定向廉署举报。

　　戴晖辉对记者说，除举报贿赂，他别无选择，即便师生之间也不会有私下处理的可能:“私下处理在香港也是一件犯罪行为。依照某些人的观点，我应该去犯罪来掩盖另一罪行，就因为犯罪者是个匿名学生？纵容犯罪，会对法律制度造成极大破坏，结果是全社会受伤害。”

　　“我也不愿意看到学生入狱，但她已是成年人，应该为此行为负责的是她自己。”戴晖辉表示，作为内地学生，有可能受到法律差异、学术氛围差别等方面的影响，在内地大学作弊后可能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但身在香港，就应该严格遵守香港的法律，维护大学的学术氛围。

　　深度访谈

　　香港对贿赂“零度容忍”

　　由此案引申，记者采访了前任香港廉政公署副廉政专员郭文纬、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以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

　　无论大贪、小贪都是贪

　　记者:有人认为“1万港币判6个月”太重。量刑的思路差异还体现在:香港对贿赂问题“零度容忍”，而内地规定了“行贿10000，受贿5000”的最低涉案金额。

　　郭文纬:关于腐败的举报范围，我们称为“零度容忍”，无论大贪、小贪都是贪，100元、10元，甚至1元，都必须绳之以法。零度容忍几乎成了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内地5000元以下不算贪污罪，只会被行政处理，这样肯定没有阻吓作用。对于贪污数额很少的情况，香港的量刑比内地重得多，所以香港人一般不敢下水。

　　从利益上让犯罪者得不偿失

　　记者:内地对贿赂的处罚不可谓不重，为何效果却不如不用重典的香港？

　　郭文纬:死刑当然有一个阻吓的作用，但贪官也许觉得那些被杀头的人可能是运气不好，或者是他们的后台不够。所以说，怎样才有阻吓的作用，不是说死刑不死刑，而是他们觉得有多大的机会被人抓。

　　经验证明，对贪官，阻吓作用不在于死刑，而在于他从高高在上变成阶下囚，他们的整个家庭要蒙羞。如果有一个机制让他所有贪污来的钱和所有的财产充公，让他们一无所有，这个作用已经足够。

　　任建明:内地是重刑事，轻民事和行政，而香港反之。其实，从利益角度让犯罪者得不偿失，效果更好。

　　行贿和受贿是“犯罪共同体”

　　记者:陈静作为“行贿”一方，甚至博取了某种同情。这也体现了两地对于“行贿”和“受贿”上的看法不同。

　　任建明:与香港行贿和受贿并重不同，内地一直是“轻行贿”而“重受贿”。

　　首先，法律对于行贿罪的量刑明显。受到法律严惩的通常是受贿者，而背后的行贿者却少有受到严惩的。

　　对行贿者“宽宏大量”的深层次原因存在于社会文化意识之中。人们容易认为，与那些高高在上的贪官相比，行贿者往往处在被动情境中，被涂抹上了“弱者”色彩。事实上，行贿者和受贿者是天然的犯罪共同体，行贿引发受贿，受贿又导致渎职犯罪，构成了一条衍生权力腐败的“犯罪链”。在行贿变得低成本、高收益之时，主动行贿越来越多，腐败链条越来越难以控制。

　　据三联生活周刊